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上任之后首次中國之行的核心目的,普遍被認為是游說中國政府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用句大白話說,就是登門向中國政府借錢,以使美國政府能有更多的現金流量來應對金融危機所產生的大量“有毒資產”。前幾天,美國通用汽車宣告破產,急需政府資金注入,這起震驚全球的商業事件,更使美國政府的對外借貸需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中國擁有僅次于日本的外匯儲備,而手持美國國債數量更將在今年超過日本,成為美國名副其實的最大“債主”。為了達到繼續向中國借錢的目標,蓋特納不惜以不在人民幣問題上對中國施壓作為交換條件。蓋特納雖然走了,而一場關于是否應該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的大辯論,卻在中國國內全面蔓延開來。

　　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奠定了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之后,絕大部分的國際結算都是用美元來進行的。中國出口商品的計價也不例外,外匯儲備中的美元高達80%以上,而且由于中國實行外匯管制,這么多美元儲備基本都由中央政府來控制。為了防止巨額外匯閑置所帶來的資金浪費,中國政府將購買美國政府發行的國債作為一項選擇是很正常的,因為國債的收益率遠遠高于普通商業銀行的存款利息,畢竟國債由美國政府的信譽作擔保,只要美國政府不破產,它通常就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這也是為什么在金融危機開始顯現的2008年,中國政府大量購進美國國債,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的原因。除此之外,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暫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為安全穩妥的投資渠道。

　　但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美聯儲發行了大量的美元,這必然加劇美元在全世界范圍內的貶值,從而威脅中國手持美國國債的實際收益。如果中國所得的國債利息不能抵消美元貶值所帶來的損失,那么購買的實際收益率就是負數。不僅如此,目前持有的近8000億美元左右的美國國債使得中國處于一個尷尬的境界。一方面由于美國經濟的底盤大,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數量還不足以影響整個美國金融市場,也就難以對美國實行經濟上的制約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在購買美國國債問題上的別無選擇,給我們自身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鎖,使我們只能繼續對美國經濟保持高度依賴,甚至受美國政府的“金融挾持”。從上述綜合性因素來講,美國國債對于中國而言,就猶如一根雞肋:短期來看,棄之有味；長期來看,食之無肉。

　　如果放寬觀察的視野,盡管購買美國國債從短期來看是一個相對保險的策略,甚至也是無可奈何之舉,但從長遠來看,將美國國債作為中國外匯儲備的最主要形式,絕對是弊大于利,中國應該逐漸丟掉對這根“雞肋”的回味與依戀。將中國的外匯儲備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無異于將中國的“保險柜”放在美國財政部,它將使中國的外匯收益取決于美國經濟的表現,也就是將中國和美國牢牢地捆綁在一條船上,使中國在經濟上受制于美國,這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健康和獨立發展。

　　經過改革開放30年來的辛苦積累,中國擁有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如何能夠讓這些外匯儲備產生更大的資金收益率,以使民富國強,應該是中國今后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考量內容。中國政府必須思考分散投資的策略,逐漸改變購買美國國債的單一方式。一是可以考慮增加購買黃金作為儲備。在國際經濟體系演進的漫長歲月里,黃金在關鍵時刻都被證明是比任何主權貨幣都更有信譽的硬通貨,特別是在危機的歲月里,黃金的價值就更加凸顯。二是購買石油和其他戰略性的礦產資源。近期油價的再次高漲證明,石油在未來仍將是重要的戰略儲備物資,中國方面不能因為前段時間油價的下跌而放緩戰略石油儲備體系建設的步伐,進行石油戰略儲備的收益,從長遠看必定高于美國國債的收益。三是到發展中國家去投資,特別是到非洲和拉美投資。一方面這兩個地區具有經濟開發的誘人前景,另一方面又能給中國外交增光添彩。而在推動分散投資的過程中,加快中國國際金融市場的建設,逐步開放人民幣賬戶,將外匯儲備單純由政府掌管逐步分散到民間,擴大對外投資的主體,則更是其中應有之意。

　　在分散投資的同時,中國還應大力加快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最近巴西和俄羅斯的最高領導人都已經明確表示,要加快國際貿易的非美元結算。中國雖然無需在言論上作出類似的表態以刺激美國,但在加快使用本幣進行國際貿易結算的行動上不能落后,它將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而國際化的人民幣將成為中國經濟的“穩定之錨”,它將增強已經高度國際化的中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除了上述兩條核心的對外經濟戰略之外,為了擺脫過于依賴美國國債的困境,中國政府還需要相應的對內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其中最為根本的策略還是擴大內需,只有擴大內需才能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進而從源頭上減少增持美國國債的必要。其中,政府尤應主要投資醫療、教育和科技等具有“外溢”效應的公共產品領域,特別是在新能源領域的投資中,政府更需發揮主導性角色。下一輪科技革命必然在新能源領域發生,而誰能引領下一輪科技革命,誰才能在新一輪大國角逐中搶占先機。(李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