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制度還需各方改革

　　——專訪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

　　文/王家敏

　　由國家發改委起草的《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見》(下簡稱《意見》)已于不久前提交到國務院，據相關人士透露基本思路包括：建立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收入分配秩序，實施反壟斷的分配調控政策，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加強對勞動者報酬的宏觀管理，加大對城鄉貧困人群的救助力度，加快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加大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本刊為此專訪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

　　中國新聞周刊：《意見》涉及影響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兩個方面，在初次分配中，政府是否也將“調節貧富”？

　　楊宜勇：初次分配不能說是“調節貧富”，貧富是過往積累的結果，目前初次分配的重點是調節市場中各生產要素收入的比例，比如調節勞動力所得的比例。

　　中國新聞周刊：政府強調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意見》也提到加強對勞動者報酬的宏觀管理，你認為有哪些方面？

　　楊宜勇：一是提高勞動者自身技能與素質，培養專業型的勞動者；二是增強勞動者的工資談判能力，包括行業間的和企業內部，主要依靠工會的作用，聘請談判專家分析企業的財務狀況；三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制度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不僅要堅持，還需進一步完善，建立與經濟增長關聯的合理的比例關系。我國勞動力多，勞動力參與度也高，這是工資低的一個原因。提高最低工資相應提高了家庭收入，家庭的勞動力參與度會降低，也就是說家庭中參與工作的人數也會減少。

　　中國新聞周刊：有經濟學家認為，工資的上漲最終還是要依靠資本對勞動力的競爭，也就是投資增長超過勞動力增長，而中國一些行業的資本回報率已遭遇“天花板”，比如低端服務行業，《意見》是否也考慮到鼓勵各類企業投資需求的增長？

　　楊宜勇：過去有一些行業資本收益率過高，可以通過企業外部成本的內部化和適當提高勞動者報酬來降低資本收益率，但同時也要使其保持在合理范圍之內，才能維護投資方的積極性。針對勞動密集型行業，有一些臨時的措施和政策，比如在保證不裁員的前提下，由政府提供30%的基本工資補助。

　　中國新聞周刊：有學者認為資本回報率高的大都是壟斷行業，即社會資本更愿意流入的行業，比如高端服務行業，《意見》中提及反壟斷的分配調控政策，切入點在哪里？

　　楊宜勇：主要措施應當是加大行業準入，增加競爭主體，鼓勵充分競爭。在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剛進入的民營企業，可以采取抱團發展的方式。長期看，中小銀行的準入也會逐步放開。

　　中國新聞周刊：一些壟斷企業依靠開發國土礦產等資源獲利，國民如何參與分配？

　　楊宜勇：一些資源開發行業，比如石油電力，國民參與再分配——由政府通過對資源重新定價、征稅，通過財政轉移支付進行調節，也防止一些企業掙大錢后，把環境和地質治理的爛攤子留給政府。

　　中國新聞周刊：相比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繁榮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國民收入增速緩慢，有學者認為差距的根本原因是我們財產性收入不足，特別是低收入的農民群體。《意見》中提到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是否在土地問題上能有所突破？

　　楊宜勇：農民土地問題還是按照中央的文件，改革方案應該不會再有突破。一些農民“賣地”，就等于喪失了生產資料，以后的生存也將受到一定威脅。一方面政府征地應當考慮提供更為合理的征地補償金，另一方面要提高土地流轉中農民的談判能力。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應當幫助他們進行專業化生產，指導農業產品深加工等。此外要完善城鄉統籌，完善基礎公共服務，對教育、醫療加大投入，減少低收入群體的支出。

　　中國新聞周刊：《意見》提到加大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具體是否包括利用稅收政策影響初次分配，比如個稅、企業增值稅等稅種的調整？

　　楊宜勇：稅收政策上，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應當加強征管。我認為《意見》對目前的個稅起征點、稅率等不會有太大影響。以后的問題，還需要稅務局拿一個個人所得稅的綜合征收方案，報國務院討論。一個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制度，依靠一個文件可能并不夠，還需要各方面改革的配套，需要在持之以恒中，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