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即使沒有完全走出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美國施壓—中國應對”格局，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面對這種變化，我們首要的任務是繼續加強我們自己的實力，持續不斷地改善中美力量對比。我們要利用和推動這種變化，并盡可能令其永久化，從而為中美關系奠定更加平等、進而也就更加穩固、更加可持續的基礎。

　　也許，自從1972年春天理查德·尼克松訪華以來，中國還不曾在一周之內接待這么多撥華盛頓政要：5月24日，美國眾議院議長、號稱“華盛頓最有權力女人”的南希·佩洛西率領眾議院跨黨派能源及環境委員會5名議員開始為期一周的中國之旅；同日，美國總統蘇丹問題特使格拉遜來華；25日，美國眾議院美中工作小組共同主席、民主黨眾議員拉森和共和黨眾議員柯克抵達香港，接著赴廣東、上海考察中國經濟情況；30日，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以美國總統特使身份來華訪問……

　　他們的密集訪華，折射出了中美關系的什么變局？我們又當如何作為？

　　美國高官此時密集訪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尋求中國的合作與幫助，從協商7個月后在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建立新的溫室氣體減排協議，到緩和蘇丹達爾富爾局勢，再到加強應對金融危機領域合作、推進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準備，不一而足。

　　種種跡象表明，中美關系即使沒有完全走出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美國施壓—中國應對”格局，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面對這種變化，我們首要的任務是繼續加強我們自己的實力，持續不斷地改善中美力量對比。克林頓政府的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有言，“美國的政策是外交支持下的實力”，實力是國際政治經濟交往的基礎，尼克松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背后，是中國軍隊在朝鮮和越南對美國軍隊的勝利，是中國現代工業體系在封鎖之下基本成形，是中國外交打破封鎖；這次迫使美國政要們放低身段的，也同樣不是他們什么突如其來的慈悲之心，而是中國實力的增長，以及這場國際性金融危機對中美軟、硬實力對比天平的變化。我們要時刻牢記這一點，并貫徹到工作的每一個側面。

　　其次，我們要利用和推動這種變化，并盡可能令其永久化，從而為中美關系奠定更加平等、進而也就更加穩固、更加可持續的基礎。特別是那些位高權重且有過極端反華反共歷史的美國政要，他們的轉變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因為任何美國政要推動對華關系都有可能被指為“向中國叩頭”、“出賣美國利益”，他們的極端反華反共歷史，猶如美國某些勢力的品質認證標簽，有助于幫助他們更好地化解這類指責，從而有可能為發展中美關系做出其他人難以做出的貢獻。看看打開了中美關系大門的人不是別人，而是在反共浪潮中依靠抓“共產黨間諜”和主張用核廢料封鎖中朝邊境起家的尼克松，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第三，我們愿意提供符合我國根本利益且力所能及的合作與幫助，但美方應拿出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不要指望用幾句沒有實際內容的甜言蜜語就能換取中國實際利益的付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談得上為了達成互利協議而相互妥協和讓步。在這一點上，美方固然要認清，更重要的是，我國自己得時刻準確把握住大局，在任何情況下始終堅持與山姆大叔平等對話。

　　第四，我們的眼光不能局限于雙邊關系，還必須放眼世界全局。中國今天已經成長為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國，又是目前危機下全世界表現最好的大國，而美國則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這一點決定了中美關系必然有著強烈的溢出效應，中美雙方也必須在全球視角下設計和構筑雙邊關系，無論這是為了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還是出于履行負責任大國的義務。事實上，已達60多個的中美雙邊對話機制，也早已不可能僅僅局限于狹義的雙邊關系了。

　　第五，在美方放低身段的背景下，我們更需要練好內功，改善本國內部治理，這一點在美國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尤其重要。昔日在美國封鎖下，我們獨立設計制造出了運十飛機，而在美國對我們開放民航飛機出口的背景下，我們卻因一時的缺乏長遠眼光而自斷了運十的前途，也幾乎折斷了中國民航飛機產業的翅膀。這個歷史的教訓值得我們牢牢記取。由于在當前的金融危機下美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明顯加重，正在走訪香港、廣東、上海等地的拉森和柯克已經宣布，將啟動《出口促進議案》和《能源合作議案》的立法，旨在幫助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他們為此已與在華的美國企業家座談。估計，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政策可能未來還會略有松動。此舉對我國固然堪稱佳音，但假如我們不能做出合理安排，美國放松對華出口管制，可能意味著我國高技術部門將遭受嚴重沖擊。

　　(梅新育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