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天到昨天，從北京到上海，保羅·克魯格曼中國行一路備受矚目。演講場場爆滿，無論坐著還是站著的聽眾，幾乎人手一本保羅名作《蕭條經濟學的回歸》。昨天，他還受聘成為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粉絲”盲目追崇克魯格曼的全部觀點。事實上，在京滬兩地演講的對話點評環節中，克魯格曼都頻頻遭遇中國經濟學者的辛辣回應：雖然你是諾獎得主，但如果把美國責任推給中國，我們可不買賬。

　　在題為《新格局下的中美經濟未來》演講中，克魯格曼拋出了他認為中國要面對的三個重要問題。一是中國的貿易盈余問題，他說：“如果兩年之后，美國和歐元區的失業率仍然很高，而中國繼續保持大量的世界貿易盈余，就會被視作麻煩的制造者。”他認為，這種貿易盈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的匯率政策造成的。

　　他的第二個“中國問題”也與前一個相關，他認為，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他稱為“北-北貿易”)常常是相同行業的，例如法國和德國之間彼此都進出口汽車，并且兩國工人的工資水平是差不多的，這種貿易不會帶來太大的企業倒閉、實業增多等壓力。而在中國和發達國家間的貿易則不是這樣。中國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在國際貿易中占據比較優勢，在經濟危機下這會導致其他國家該行業企業倒閉，就會帶來壓力。

　　克魯格曼的第三個問題是環境資源問題。他提出，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上升，已經超過美國。他說：“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對全球資源帶來了壓力，必須采取措施。”

　　對于克魯格曼拋出的話題，中國的經濟學者們毫不客氣地回應。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表示，貿易順差不是中國自己造成的，而是相對優勢決定的，是一個國家發展階段所決定的。用政策壓力來改變這種順差是違背市場規律的，以此指責一個國家也是不公平的。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周林說，國際貿易不平衡是一個綜合問題，僅靠匯率政策無法解決。他借克魯格曼演講中給出的圖表數據指出，2006年和2007年中國外貿增長特別快，但那兩年恰恰也是人民幣開始加快升值的時候。他還指出，在歐元區中，同樣存在德國這樣的世界貿易盈余大國和西班牙這樣的貿易逆差國，他們之間并不存在匯率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說：“美國主流經濟學家總是引導我們討論貿易盈余的問題，但這場危機的源頭究竟是什么？我認為是美國對這一輪的全球化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造成后院失火。”他指出，為什么美國在金融危機中犯的錯誤中國沒有機會犯？是因為美國有一個犯錯的基礎，即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問題。因此這一輪全球經濟失衡，美國要負責任。“美國的學者為什么不引導大家多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的發問或許可以代表這些中國學者共同的聲音，他表示，在克魯格曼所說的國際貿易和環境資源兩個方面中國都在作努力，“中國正在發揮世界責任。我的問題是，美國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