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眾的切身利益，尤其生活和生命安全受到危及，公眾一定會竭盡全力抗爭。近年來，廣州、北京、武漢等一些大城市圍繞建垃圾焚燒廠引發出巨大爭議，21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播出《垃圾焚燒之惑》，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廣州市決定在番禺區大石街會江村與鐘村鎮謝村交界處，建一座日焚燒能力達到2000噸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計劃于2010年亞運會前建成并投入運營。此一決定遭到廣州百萬居民的強烈反對。而廣州市政府卻做出為民請命的姿態，市府副秘書長呂志毅坦言，兩三年內番禺將面臨的“垃圾圍城”困局，而垃圾焚燒是垃圾處理的唯一出路。“政府也決不會再造一個污染源！”

　　垃圾圍城同樣也困擾其他城市。在北京的一個填埋場，沒多久就會出現一座13層樓高的垃圾堆。而填埋的土地幾乎不能另做他用。對寸土寸金的大都市來說，垃圾焚燒就有它的許多好處和優勢。可是這一燒又帶來另外一個相當實際的問題，一個有味兒有毒散發的焚燒廠究竟建在何處是好？

　　專家也分成兩大陣營，主燒派和不燒派，這就更難讓民眾想得通。就是產生的二惡英達到國際標準，也不敢保證在監管上能做到萬無一失。于是，影響到公眾利益時,公眾也會玩命與你抗爭。甚至做出一些極端的事來也未可知。

　　主燒派的專家就因為多說了兩句就被嚇得要命。甚至有的不敢接受記者的采訪，因為他們接到了恫嚇，要是再說，就“打斷你的腿”。顯然，主燒派專家影響到一部分民眾和開發商的切身利益，尤其是人們的健康。回過頭來想想倒也是，如果你住在焚燒廠附近，天天面對那個大煙囪吐出來的濃濃煙霧，而那個煙不是煤煙味，而是臭哄哄的垃圾燒出來的味。貪到誰，誰的心里都不好過。

　　廢物利用，我們還有許多不完善處。我們的垃圾分類幾乎是走過場，即使是民眾所為，到了終端，還是全部成了“一鍋燴”。這樣的燒法，難免不叫人疑竇叢生。

　　而廣州市政府也有把柄叫人逮住。調查發現，2006年8月25日，廣州市規劃局下發了番禺區生活垃圾綜合處理廠的選址意見書，按照規定，建設單位必須在一年有效期內領取建設項目用地預審報告。而番禺區市政園林局直到2009年4月1日才獲得國土部門批準的土地預審報告。這意味著，這份選址意見書是失效的。

　　有人說，政府應該充分公開信息換取民眾信任和支持。確實，大多數番禺業主直到今年9至10月媒體報道后，才知道身邊將建垃圾焚燒廠。位于選址所在地的許多村民也說，政府部門從未就這一項目向他們征求意見。

　　不征求也就罷了，番禺區人大代表關志升還有理由，“直接與民眾溝通應該是政府的事。”那么，要你這個代表難道是裝樣子，享受待遇不干活還不如換個能代表民眾，愿意接受民意的人來當代表，免得叫人說是尸位素餐。

　　其實，番禺區區長樓旭逵也承認建垃圾焚燒廠存在“程序上是一個缺陷”。

　　如此看來，政府在決策的時候，信息是選擇性地釋放，有的說了，有的沒有說，自然會影響到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那么，如果信息公開，充分與民眾溝通，是不是就能解決問題，倒也未必。因為根子不在事先溝通而在利益上。當然，信息公開，與民眾充分溝通不致把事做絕。但它不能解決根本的利益問題。因為，問題的本質不在信息的溝通和信任上。任何人，你要是在他家門口建焚燒廠，哪怕有萬分之幾可能的二惡英，他也絕對不干。這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轉基因水稻在中國還沒有商品化，還沒一例有過人受危害的報道，可都把人給嚇成那樣，何況焚燒廠。民眾也有說辭，現在沒有，不代表將來沒有。更何況，垃圾焚燒還有監管利與不利的問題，而這個監管的彈性又比較大，很難使人放心。所以，政府說再建焚燒廠沒有問題，人們還是不敢輕易相信。否則，說沒問題的人，你自己就到那個地方住下來。可能說服力要大一些。

　　在公眾利益與個人利益博弈之時，兩邊都很重要，究竟誰服從誰？確實是個頭疼的大問題。現在，對垃圾焚燒廠，廣州決定環評過后再作取舍。就是一旦通過，政府仍有工作要做。是不是可以多想想老百姓；是不是能把這樣的焚燒廠建到離居民區遠一點；能不能給民眾一些損失補償；能不能給那些仍不放心而想搬遷的民眾提供盡可能多一些的方便等。如果做到這樣的利益對等，事情可能會朝好的方面轉。（范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