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事實上，《工資條例》雖然早已成型并修改多次，但一些條款涉及的基本問題仍存在很多爭議。而1994年7月5日《勞動法》確立的集體協商卻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協商。由于集體協商制度的推行是非強制性的，其真實效果大打折扣。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起草修訂的《工資條例》似乎有望出臺，而最引人關注的工資協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條款將被納入其中。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員狄煌此前表示，《工資條例》計劃目前剛報送國務院法制辦，方案本身還在修改完善過程中。

　　《工資條例》千呼萬喚難出來

　　數據顯示，2006年我國基尼系數已激增至0.47，大大超出0.4的警戒線。近期，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對外公布的數據進一步引爆今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一熱點話題。他表示，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持續下降，連降了22年，2005年為36.7%。而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另一份調查則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事實上，《工資條例》雖然早已成型并修改多次，但一些條款涉及的基本問題仍存在很多爭議，主要在工資的定義、調整范圍、決定及增長機制及工人加班工資基數、政府調控職能等方面仍缺乏共識。

　　“從進一步規范工資分配的需要看，我希望(《工資條例》)能盡早出臺。但是就以前參與討論、調研的感受及目前各方面條件來看，今年很難出臺，可能要到‘十二五’初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員狄煌此前接受媒體專訪時說。

　　據狄煌介紹，《工資條例》計劃目前剛報送國務院法制辦，方案本身還在修改完善過程中。比如“納入到《工資條例》中規范管理的工資，到底包含哪些內容？是整個職工薪酬的概念，還是僅僅為貨幣工資的概念”。更關鍵的則是相關配套措施的不成熟。“比如工資協商時，如不能直接采用集體協商，能否要求用人單位必須采用其他平等協商共決的辦法？用人單位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和義務？勞資雙方談不攏怎么辦等等，解決這些基本問題都需要時間。”

　　集體協商制度亮相

　　在整個《工資條例》中，最引人關注的無疑是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事實上，“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兩年之前就已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08年3月5日，在全國人大十一屆一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報告把“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上升到了政府行政層面的具體要求。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透露，截至目前，全國已有13省(區、市)以黨委或政府名義下發文件，推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23個省(區、市)人大制定“集體合同規定”或“集體合同條例”等地方性法規。

　　全總有關負責人介紹，工資集體協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企業工資問題的通行做法。據了解，目前，江蘇、河北等地已把工資集體協商作為“富民強省”的重要舉措，納入地方經濟發展規劃。湖南省將2010年定為“全面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攻堅年”。北京市提出，到2012年，實現建會企業集體合同簽訂率達到95%以上，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比例達到75%以上的目標。

　　不過，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在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表示，工資集體協商覆蓋面窄，全國共有1300萬家企業，其中超過1000萬家的中、小企業(也就是將近80%的企業)還沒有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實際效果打折

　　實際上，中國現行的勞工制度中并不是沒有集體協商機制。1994年7月5日《勞動法》頒布后，中國立法便確立了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制度。簡言之，是指用人單位的工會代表與相應的用人單位代表，就勞動標準和勞動條件進行商談，并簽訂集體勞動合同。

　　從《勞動法》、《工會法》、《勞動合同法》到原勞動部的《集體合同規定》、《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再到全國總工會《關于積極開展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國的集體協商機制在文本上不可謂不完善，其內容從職工的勞動報酬、休息休假、保險福利、勞動安全衛生到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護、職工培訓、職工文化體育生活等，覆蓋全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不僅開展了推廣集體合同制度的“彩虹計劃”，全國總工會也設立了專門的“集體合同部”。

　　但是，由于集體協商制度的推行是非強制性的，其真實效果大打折扣。人保部工資研究所副所長楊黎明此前表示，由于中國現行法律對罷工及閉廠并沒有明確規定，導致集體協商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協商。

　　據了解，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數量眾多且為就業主體的中小非公有制企業協商難，需要強力推進。有專家表示“在這些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中單獨開展集體協商，普遍存在企業老板不愿談、職工談判能力弱‘不敢談、不會談’的問題。好多中小企業主不想和職工方協商工資，認為‘企業就是我自己的，工資肯定是我說了算’。”

　　而對上述現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說，“我們應該承認，工資集體協商推行了這么多年是有成就的，對保障工人的權利，特別是提高工人的工資起到積極的作用。但中小企業工資協商推進較難。我認為，在中小企業推進的基本前提是要建立工會，要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去協商。”

　　顯然，對于《工資條例》來說，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本報記者 辜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