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北京近日宣布將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800元提高至960元后，深圳9日召開新聞發布會表示，將最低工資標準統一上調為每月1100元，成為上海、廣東、浙江之后第四個進入“千元俱樂部”的城市。

　　就在深圳宣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同一天，中國稅務總局下發通知，要求加強五類重點項目的稅收征收管理，目標直指“高收入群體”。

　　此間觀察人士表示，這兩個舉措顯示了同一目標，即“改善中國社會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狀況，縮小貧富差距”。只不過，前者涉及收入初次分配的層面，后者則涉及收入再分配的層面。

　　事實上，從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近日國務院轉發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都已就調整收入分配提出系列方針和措施；不久前，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委也在進行相關調研；繼今年江蘇省在全國率先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后，已經有10余個省市陸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在10%以上。

　　“種種現象表明，中國正在加快改革收入分配體制的步伐，并已進入實質階段。”知名學者、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對記者說。

　　“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為中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基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城鄉差距的擴大，雖然中國居民收入的絕對值在增長，但相較于政府、企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居民收入的比重卻在不斷下降，中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國際通用的、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顯示，2010年中國已達0.48，大大超過了0.4的警戒線。而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基尼系數在0.3左右，2000年開始超過0.4，并逐年上升。

　　專家認為，合理的收入分配向來被視為和諧社會的“定盤星”。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不僅影響到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更關系到社會穩定。

　　“中國正在大力推進的收入分配改革既是情勢所致，也是大勢所趨。而目前中國的經濟實力也完全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胡鞍鋼說。

　　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早已引起中共高層和中國政府的關注。今年1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上指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加城鄉勞動者勞動報酬，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切實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今年2月至4月，溫家寶總理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與新華網網民對話以及在兩會做政府工作報告時，都提到了收入分配改革問題。在4月1日的《求是》雜志上，溫家寶撰文提出要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

　　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城鄉分割、行業壟斷以及資源價格扭曲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戶籍、出身、企業身份差別則成為收入差距的推手。

　　其實，針對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中國幾年前就提出了“提低、擴中，調高”的思路。多數學者認為，現階段應加大勞動在各個收入分配環節，尤其是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

　　由于中低收入者絕大多數依靠勞動獲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的是擴大就業。胡鞍鋼建議，現階段，應出臺鼓勵政策，大力發展服務業，創造更多的機會實現充分就業，同時建立和完善職工工資增長機制，為職工勞動報酬的穩定增長提供保障。

　　“擴中”，則需要大力發展能增加中等收入和能增加就業的小企業，讓更多的小老板成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調高”，就要讓高收入者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中國稅務總局剛剛發布的通知，就是針對高收入者群體的“調高”措施。

　　分析人士稱，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已經開始顯現——就是要大力培養中等收入者占主體的社會，主要通過擴大勞動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然后通過稅收等杠桿調節。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權利和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會保障、創業、擇業和就業機會等，這涉及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就業體制、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等方面的改革。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認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收入差距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在一些方面要給人民群眾吃“定心丸”，比如社會保障水平在一個時期究竟提高多少，中央與地方的稅收比例調整等，這些目標的實現要有“時間表”和“線路圖”。

　　“顯然，目前中央加快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決心已很堅決，關鍵在地方執行力度。”胡鞍鋼說，“最終還是一個指揮棒的問題，是讓GDP做指揮棒，還是讓居民收入指標做指揮棒，這才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