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經驗證明，單靠匯率升值是不能消除雙邊貿易不平衡的。美國恰恰不該施壓人民幣升值，而應當努力通過推動中國國內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以此化解中美貿易失衡。

　　在美國財長蓋特納宣布美國將推遲原定于4月15日發布的主要貿易對象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情況報告不久，又突擊訪問了北京，這可以視為是一種緩和爭論的姿態；日前中國公布3月份出現貿易逆差，這些信息都為雙方的進一步磋商打開了空間。

　　此前，美國130名國會議員曾聯名致信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和商務部長駱家輝，呼吁將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并要求美國商務部對中國商品實施反補貼制裁。但依筆者之見，這樣的行為是缺乏經濟分析基礎的。

　　稍加梳理一下近期各種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言論和舉動，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關于人民幣問題的文章發現，大多是基于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關于人民幣基本均衡匯率的估計結果。在該所今年1月份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低估了41%，并認為匯率是調節國際經濟失衡的主要手段，通過匯率的調整能夠消除國際經濟間的雙邊不平衡。

　　這樣的假設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影響國際經濟不平衡的因素不僅僅只是匯率，還包括貿易雙方的國內需求和經濟結構等多方面因素，單純依靠調整匯率并不能消除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其實，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用于估算人民幣基本均衡匯率的模型也存在其他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將此模型的計算結果拿來直接作為政策建議使用，這是否過于草率？

　　確實，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也證明，單靠匯率升值是不能消除雙邊貿易不平衡的。

　　以日本為例，從1985年初到1988年中期，當時日元對美元匯率升值超過1倍，升值幅度不可謂不大，但結果是日本經常項目順差并沒有大幅度下降，只是由于日元急劇升值后以日元計價的經常項目順差下降，使之占GDP的比重從1986年的4.3%下降到1989年的2.1%。

　　再看看德國的情況，當時馬克對美元匯率升值幾乎達到1倍，升值幅度也非常大，但德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同樣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從1986年的4.2%上升到1989年的4.6%。

　　盡管日本經常項目順差在1990-1991年期間因美國出現經濟衰退、美國國內需求下降而曾經出現過下降，但1992-1993年在日元繼續升值的情況下日本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又重新上升到3%左右。

　　匯率如此大幅度地調整，不僅沒能消除日本和德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反而成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沃爾克和日本央行官員行天豐雄在反思和總結日元升值對調整美日雙邊貿易不平衡的經驗時曾經指出，1985年的廣場會議中，焦點幾乎完全集中到了匯率政策上。但是，疲軟的美元并沒有帶來所希望的國際收支迅速改善的效果。因此，到了1986年的東京會議和1987年的盧浮宮會議上，大家把注意力轉向了宏觀經濟政策上。但在宏觀經濟政策也沒能帶來國際收支迅速而又充分的改善之后，從1988年開始，注意力又轉向微觀經濟政策和結構改革。

　　自2005年匯改以來，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21.1%，但同期美國貿易對華逆差年均增長21.6%，這也是歷史上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一段時期。在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定時期，美國貿易對華逆差卻下降16.1%。這足以說明，單靠人民幣升值是無法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以來中美貿易逆差之所以會出現縮小，其實是中國在微觀經濟政策和結構改革方面做出了努力。自2008年底以來，中國還實行了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方面采取了多方面的刺激措施，應該說，這些措施已經對改善中美貿易不平衡狀況起到了效果，今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出現了迅速增長，如中美貿易的逆差在縮小。(張永軍)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議員們不是通過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與中方共同努力來化解中美貿易失衡問題，而是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向中國施壓，這對中美兩國經濟都可能是有害而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