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美國財長蓋特納延后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表態，令中美雙方圍繞人民幣匯率的緊張氛圍有所緩和，但雙方并未停止“口水仗”。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6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從未利用所謂的操縱匯率從國際貿易中獲利。據路透社報道，白宮發言人吉布斯則表示，“總統一再重申，而且最近亦指出，中國的匯率必須以市場為基礎”。他透露，美國政府將繼續敦促中國，使得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

　　自2001年8月英國《金融時報》刊文挑起人民幣匯率問題至今，圍繞人民幣匯率的大規模爭議已是第四輪。今年3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公開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并表示，是否將中國劃為“匯率操縱國”，美國政府將在4月15日的財政部半年報告中決定。隨后，130名美國議員聯名致信，要求美國政府指控中國操縱匯率。中美雙方爭議驟然升溫。

　　縱觀四輪爭論，幾乎每次都是西方國家提出人民幣升值問題，中國政府被動回應。“中國政府不能因為國際壓力就升值，也不能因為有國際壓力而放棄匯率改革。”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杰教授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說。這位專注于人民幣匯率和國際金融政策研究的專家堅持認為，人民幣升值無助于解決美國龐大的貿易逆差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美國人一再打人民幣匯率牌，真實意圖在于迫使中國政府接受交易，進一步開放市場和商品進口。

　　日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專門組織“匯率政策研討會”。會上多位經濟學家均認為，中國政府應變被動回應為主動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我們應轉變視角，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出發，探討匯率政策改革問題。”國家發展研究副院長盧峰教授說。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結構失衡”被一些人士頻頻提及，成為誘發危機的替罪羔羊。

　　持上述觀點的批評人士認為，中國儲蓄率過高，導致國內消費不足和高投資，通過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大量對外出口，獲得巨大貿易順差。而美國則儲蓄不足，靠舉債過度消費，大量進口來自中國等國家的產品，形成巨額貿易逆差。大規模進口沖擊了美國國內的制造業，導致美國工人失去工作崗位。主張指控中國操縱匯率的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稱，由于人民幣被低估，美國損失了140萬個工作崗位。

　　“這些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姚洋教授說。他帶領的一個課題組研究顯示，2008年6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人民幣名義匯率只低估了6.2%。研究同時顯示，人民幣升值并不足以促使美國人轉而購買本國產品，對美國經濟結構調整幫助不大。

　　統計數據證實了這一點。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21.1%，對華逆差年均增長21.6%，是歷史上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時期。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定，而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反而下降了16.1%。

　　在包括姚洋、丁志杰在內的很多中外經濟學家眼中，美國一些批評人士將國內經濟失衡問題與人民幣匯率掛鉤，無非是在尋找一個政治上的替罪羊。“某種意義上，人民幣匯率更是一個中國國內問題。”姚洋說。

　　由于中國國內消費需求不足，過量的儲蓄利用率過低，導致高投資和高出口，積累了多達2.4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實行外匯管制，民間和商業銀行不得留存外匯，必須兌換成人民幣，這就加大了央行投放人民幣的壓力。盡管央行擁有對沖手段，但事實證明無法完全對沖，大量因此進入流通的貨幣勢必進一步加大通脹壓力。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張禮卿教授認為，目前中國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模式已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盡管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從人均GDP、人均資本占有等指標看，仍然是一個資本短缺的窮國。但中國的大量資本卻通過外匯儲備的方式“出口”到美國，購買美國回報率低下的國債。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超過日本，成為持有美國國債數量最大的國家。

　　“這是過去20多年里外向型經濟增長戰略導致的結果，也是一定時期里宏觀經濟政策失誤的結果。”張禮卿認同姚洋的看法，認為中國經濟必須進行調整，通過調整使中國的高儲蓄能更好地被利用起來。

　　很多接受采訪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經濟調整，關鍵問題是減少中國龐大的貿易順差和儲蓄的合理利用。他們中的多數人也認同人民幣匯率回歸有管理的浮動。“調整中國經濟結構，不能僅僅把目光放在匯率上。我們有很多艱苦的工作要做。”姚洋說。

　　他指出，中國通過出口積累了大量儲蓄，主要被用于購買美國政府債券和投資。這相當于，中國政府將40%至50%的收入都用在了投資上。“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些錢花在改善民生上？”他說，如果政府減少一點投資，減少一點儲蓄，更多投向廉租房、完善社保體系等民生領域，就能釋放出很多消費，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就不會像現在這么高。

　　張禮卿贊同應該更多投向基礎設施，“如果到西部看一看，中國還是很窮的，很多地方缺乏飲用水，基礎設施嚴重短缺，跟美國沒法比。中國的支線飛機人均擁有率幾乎只是美國的1%。”

　　他認為，回歸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人民幣匯率適度升值，對于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能夠起到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中國經濟現在必須實行結構性調整，逐漸從過度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戰略中調整過來，轉向更加注重內需的發展戰略。

　　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花旗銀行亞太區前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也認為，單靠人民幣匯率改革，尚不足以解決中國經濟失衡問題。解決中國經濟結構失衡，需要包括匯率改革在內的綜合性的一攬子措施，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產要素價格市場調整。

　　他表示，要素市場價格扭曲，人為壓低生產成本，實際相當于變相補貼生產、投資與出口，人為提高了生產利潤、增加投資回報并增強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所以，要素市場扭曲，是導致經濟高速增長同時也導致結構嚴重失衡的重要原因。”黃益平認為，人民幣匯率扭曲只是資本價格扭曲的一個方面，如果要達成生產要素價格市場改革，必須將所有扭曲的價格一起進行調整。

　　“人民幣匯率改革，長期目標是浮動匯率，徹底放開資本管制。但這中間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包括國內要素市場改革、利率市場化和國內金融機構的改革等等。”黃益平說。

　　演講中，盧峰教授提出了判斷匯率改革的五個標準：一看是否有利于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和結構高度化調整；二看是否有利于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和改進貿易條件；三看是否有利于短期宏觀經濟穩定運行和保持大體均衡；四看是否有利于建立完善與大國經濟追趕總需求管理目標相適應的開放宏觀政策架構；五看是否有利于做大做強人民幣的遠景目標。

　　在他看來，中國錯失了2003至2004年間很好的一次改革良機，而眼下正進入又一次改革良機：經濟增速偏快、通脹預期上升，利率進入負值邊緣，宏觀經濟形勢與當年類似。“決策層應總結經驗教訓，排除外國干擾，抓住有利時機，果斷深化改革，避免被動拖延造成更大損失。”盧峰說。 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