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升值無助于減少貿易和國際收支順差，這已經被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臺灣地區和中國大陸自身的實踐反復證明

　　文/姜艾國

　　最近幾個月的報刊有關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以及升值對中國利人又利己的言論一直比較多。那么事實究竟如何呢？

　　人民幣升值難減美國貿易逆差

　　中國對外貿易持續順差是國際產業轉移的結果。根據商務部的統計，中國對日本、韓國、臺灣及東盟的逆差去年高達1478.3億美元，與對歐美的順差相比在過去幾年一直是比較接近的。實際上，這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重高達60%是一致的，與國際制造業先轉移到日本、后轉移到亞洲四小龍、最后又梯度轉入中國大陸的大趨勢是一致的。

　　這些由歐美日韓澳等發達國家及臺灣地區的企業主導的生產線具有兩個很明顯的特點：

　　一個是大進大出，即原材料和半成品大部分來自境外，產品加工后也出口到境外。對這種同時依賴進出口的企業，人民幣升值對其出口的影響很小；很自然，人民幣幣值對美國收窄貿易逆差的努力也就幫助甚微了。

　　外商投資企業主導的加工貿易的另一個特點是核心技術和品牌由其母公司掌控，生產線可以根據供應鏈或國別之間的比較優勢不斷遷徙。如果西方不斷施壓，導致升值預期一直很強烈，以致熱錢不斷涌入、流動性長期過剩，進而推動房價、物價、工資上漲，那么，在生產成本過度上升之后這些外企就會把生產線搬到中國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比如印尼、印度、越南等。但由于美國已成功地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的國家，傳統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已不復存在，因此，不管生產線怎么轉移，指望人民幣升值減少美國貿易逆差或指望生產線大量搬回美國，只能是水中的月亮或競選時遞給工人的畫餅。2005~2007年人民幣大幅升值18%，但美國對中國逆差卻從1142億美元擴大至1709億美元，即佐證了美國施壓的非理性和非利己性。

　　就一般貿易而言，中國的比較優勢并不明顯。在這些貿易中，中國企業的低成本是建立在環境保護和勞動保護不足、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農民工未融入城鎮社會的基礎上的。要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必須致力于建設和諧社會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的目標，而不應當使用人民幣升值的手段。

　　人民幣升值不僅無助于上述問題的解決，還會持續打壓此類出口企業，導致企業反過來降低工人的薪資和勞動保障水平，減少對環保及安全生產設施的投入。這種成本轉嫁的方式，無助于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無助于改變美國對華逆差的局面。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增加美國的消費者負擔，加大歐美的通脹壓力；美國不斷對人民幣匯率施壓，還會導致國際游資在以香港和中國內地為中心的東亞地區涌動或折騰，從而加劇亞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所有這些對“大病初愈”的美國同樣是不利的。

　　人民幣升值只會擴大中國的貿易順差

　　從2005年6月開始匯改到2008年7月，人民幣名義匯率累計升值了21%。按照西方經濟學的金科玉律，中國的貿易順差應該逐步減少，至少不應當不斷放大。但是，從海關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到一個十分令人驚訝的結果：在匯改前一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只有320億美元，匯改當年即猛增2.2倍至1020億美元，2006年進一步升至1775億美元，2007年更高達2622億美元，比匯改前激增了7.2倍。

　　與此相關，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從2004年的1800億猛增至2008年的40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也從當年底的6099億美元瘋漲至1.946萬億美元。與人民幣相仿的是，新臺幣在1985~1987年升值了38%，但臺灣地區外貿順差也不斷擴大，外匯儲備也激增2.84倍至767億美元。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反常的情況？有些學者將此解釋為人民幣升值幅度尚未到位。那么，我們再來看看日本的例子。

　　日元從接近360：1起步，不斷變用大幅一次性升值及漸進升值、政府行政干預升值及市場力量推動升值等相互交叉的方式，最后累計升幅高達230%，但日本的貿易和國際收支順差從總體上看卻一直比較大。這就說明，崇尚市場的原教旨主義者以為無序的金融市場可決定匯率并解決貿易失衡問題是很幼稚的。放手讓市場去測評所謂的人民幣幣值的頂部，結果只會導致升幅過度和市場動蕩，只會擠垮中資企業，并刺激熱錢洶涌而至。

　　實際上，中國貿易順差不減反增是如下幾個原因造成的：

　　第一，國際產業分工的大格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是綜合因素決定的。匯率在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人民幣再升值也改變不了美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和傳統制造業產品靠外部輸入的局面。美國的比較優勢是高科技、尖端產業及金融服務業，其貿易逆差長期以來是靠金融和資本項目順差來彌補的。這種格局對美國而言是有利的、可持續的。

　　第二，中國的外貿是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如果撇除掉加工貿易，中國對美順差將大減9成左右；如果扣除掉外企的順差，中國的年度順差將收窄至只剩區區二、三百億美元。對這些加工貿易，人民幣升值的正面、反面作用將互相抵消，由此產生的貿易順差將繼續不減反增。

　　第三，在國外施壓、輿論熱炒和內部有人主動挑起的情況下，無論是漸進升值還是一次性升值方式，都會形成并強化進一步升值的預期，并刺激熱錢從四面八方，分別以貿易、外債、投資、服務貿易、轉移支付(如僑匯)的名義瘋狂地涌入中國。而披著貿易外衣流入的資金增多，進出口貿易順差的規模自然會不斷放大。從貿易及國際收支順差的異常增幅看，中國的外匯儲備包含有3~4成的異常資金，恐怕一點都不值得奇怪。

　　升值無助于反通脹、調結構

　　貨幣升值無助于減少貿易和國際收支順差，這已經被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臺灣地區和中國大陸自身的實踐反復證明。

　　從利弊角度分析，人民幣升值可以減少對外投資、赴外旅游、國外留學及購買國外專利的成本，但受益行業和人數是很有限的。

　　與其相比，不顧客觀條件、盲目升值給中國帶來的弊端卻很多，包括：不利于民族品牌的成長；在高房價環境下升值有可能使傳統制造業更加艱難；企業漸失支持環保、社會保障和安全生產的利潤空間；升值帶動熱錢大量流入并進一步強化預期，致使流動性泛濫，宏觀調控難度加大等。

　　最嚴重的情況是類似日本那樣在資產泡沫破滅及升值過頭之后，宏觀經濟陷入近20年一蹶不振的困境。由于升值不利于國內就業，不利于推動企業逐步增加工人薪金和社會保障支出，不利于企業解決農民工待遇的問題，因此，政府擴大內需、調整經濟結構的努力也將遭遇重重障礙。

　　另外，人民幣升值也不見得對控制通脹有利。有些學者光看到升值后大宗商品進口成本的降低，卻忽視了中國在石油、銅、鐵礦石等國際資源市場上定價權的嚴重缺失。正如國內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固定資產投資增加會成為力拓等三大鐵礦石供應商大幅提價的依據一樣，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也一定會成為供應商和金融投機家聯合炒高石油、鐵礦石價格的借口。回憶一下2007年初至2008年7月大宗商品價格瘋漲及中國通脹死灰復燃的歷史就應當知道，寄希望于用升值來控制PPI和CPI的增幅，實際上是徒勞的。

　　不僅如此，由于升值會提高部分出口商品的價格并逐步傳導到國際上的其他商品，加上升值預期導致熱錢涌入、流動性泛濫以及房價持續上漲，因此，國內物價上漲的壓力反而不斷增加。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國內絕大多數行業均出現產能過剩、通縮壓力明顯的情況下，匯改之后二到三年中國卻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脹，確實值得好好反思。

　　尤其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用控制通脹來作為人民幣升值的借口更顯得理據不足：第一，國內產能過剩的狀況有所加劇，農業生產連續豐收，嚴重通脹卷土重來的可能性很小。第二，2月份的CPI上升2.7%，主要是去年同期的物價負增長1.6%以及今年的春節在2月份造成的，不等于通脹已經迫在眉睫。第三，今年的形勢與2007年有很大的不同：一個是美元匯率正從低位緩慢往上走(美聯儲或于下半年加息、歐洲和日本經濟弱于美國、歐元日元目前仍處于高位都決定了美元匯率將逐步往上走)，另一個是全球經濟仍然比較疲弱，整體需求仍然不足。這都決定了石油價格持續瘋長的基礎是比較脆弱的。只要堅決控制住房價、堅決控制住新的投資項目，那么，2010年的通脹將是溫和的，而且有助于國內價格體系的進一步理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