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中國財經當局多名官員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密集回應外界疑問。商務部部長陳德銘等官員承認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并援引數據和史實證明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必要性，指斥西方把匯率問題政治化的不智。分析人士指出，中方此舉乃是向外界表明，中國今后會采取更加主動的姿態，駁斥西方“人民幣升值論”，說明中方現行政策的合理性。

　　解決中外經貿失衡問題

　　不能依靠人民幣匯率升值

　　將貿易和匯率問題相捆綁是“人民幣升值論”的要害。根據西方某些人的觀點，中國因人民幣匯率受到低估而在對外貿易中占據不當競爭優勢，從而加劇了美國等國對華貿易逆差，只有讓人民幣大幅升值，才能解決中外經貿失衡問題。

　　然而，這一論調的合理性正在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表示，據IMF估算，即便人民幣和其他亞洲主要貨幣升值20%，最多只能幫助美國出口實現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1%的增長。

　　就是說，即使中國出口下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貿易頭寸也不會顯著改善，因為在現行國際分工體系下，其他制造業大國會迅速填補中國留下的空白，繼續維持對發達國家的巨額貿易順差。

　　回顧過去30年的歷史可知，在西方主導的國際分工格局下，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制造業產能，在享受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廉價商品和服務時，坐視本國實體經濟萎縮，金融服務業等虛擬經濟部門做大。在此條件下，發展中國家被動積累了巨額經常項目盈余。此外，美國等依托貨幣霸權，長期奉行寬松財政貨幣政策，以及西方設置高技術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儲蓄率較高、消費不足等因素均加劇了南北經貿關系失衡。

　　這一問題的背后是發達國家宏觀財政貨幣政策的失衡、國際分工格局的失衡、南北經濟結構以及相關經濟體內部儲蓄與消費關系的失衡，與匯率問題并無因果關系。試圖通過調整匯率改變國際經貿總體態勢的做法無異于緣木求魚。

　　解決問題之根本

　　調整經濟結構與協調經濟戰略

　　與其他南北貿易伙伴遇到的問題類似，中國與歐美國家的經貿失衡根源于結構性問題。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儲蓄率偏高，內需不足，增長過多依賴出口等問題；而歐美長期以來受困于儲蓄率過低，信用透支嚴重，實體經濟弱化等弊端。因此，雙方只有致力于調整經濟結構、協調經濟戰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西方應當看到，中國政府眼下已積極行動起來，著力轉變增長方式，謀劃和實施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開放市場、匯率浮動以及擴大進口等組合政策。這些行動與歐美等國當前極力推行的壓縮赤字、提倡儲蓄、振興實體經濟和促進出口的努力已形成某種呼應和默契。

　　如果人民幣升值過快，一旦中國經濟因出口萎縮、熱錢涌入等發生動蕩，難免會殃及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經濟體，進而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可以預見，同25年前美國強壓日元大幅升值一樣，即便美國成功迫使人民幣升值，也不能達到平衡貿易頭寸的目的，結果只會損人不利己。

　　中國官員這次暢談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目的不在于挑起論戰，而在于揭穿偽命題，還原真道理。中方此次釋放的觀點和論據值得西方仔細研究，理性解讀。西方一些人責難中國可能會贏得某些利益集團的青睞，卻無助于解決問題。

　　動輒拿人民幣匯率問題相要挾的手法不可能改變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處理不當還可能引發摩擦，徒增外交成本。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年底發表國情咨文時表示，他競選總統時曾經承諾，“不僅要做受人歡迎的事，還要做必要的事”。希望今后談論人民幣匯率時，西方能以此為準。(傅云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