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出現的“民工荒”與區域經濟發展和農民工工資待遇低有關

　　●“新生代農民工”帶來的用工結構變化將倒逼企業進行產業升級，提高員工的福利待遇和薪資水平

　　●加強針對性和實用性強的技能培訓，是破解農民工就業難題的一劑良方

　　春節過后，珠三角、長三角等地發生“用工荒”，不少企業不得不提高工資招聘工人。目前，局部地區出現的這種農民工數量供小于求狀況是否意味著我國勞動力的“紅利期”已經過去？在今年的兩會上，代表們就如何確保農民工就業和保障農民工權益展開了熱議。

　　“民工荒”：結構性用工短缺亟須政策調控

　　從去年到今年，有“農民工司令”之稱的深圳全順人力資源公司董事長張全收代表經歷了從“返鄉潮”到“民工荒”的起起伏伏。“去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我幾乎整天開著車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地找企業收人，而這幾天用工企業天天追著我要人，手機都快被打爆了。”

　　據了解，進入12月，來找張全收要人的企業絡繹不絕，企業出現了用工短缺。而到了春節過后，這種短缺變得更加明顯。“現在的問題是越來越多企業找我要人，但找不到人。”

　　在這種似曾相識的“民工荒”氣氛中，張全收感受到一些與往年不同的新變化：一是要人的企業已經不局限于廣州、深圳，也有大連、福州、廈門的，多是玩具廠、電子廠、食品廠等勞動密集型企業。二是農民工在分流，除了傳統的南下到加工貿易企業，也有一些農民工就近選擇其他行業打工。

　　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民工荒”？

　　“做勞務輸出這些年，總體的趨勢就是企業用工人手越來越緊張。”張全收對現狀有自己的看法：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用工量必然會增長，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從區域經濟的發展來看，現在中西部發展得很快，分流了不少勞動力，自然造成用工短缺。此外，隨著企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對高素質農民工的要求相應增加，結構性用工短缺的問題在今后一段時間會長期存在。“對這個問題，無論是用工企業還是輸入地政府都應該有所準備，想出應對之策。不僅企業要提高勞動待遇，政府也要在社會保障等方面出臺一些優惠政策吸引農民工。”

　　在農民工代表康厚明看來，農民工工資偏低是“民工荒”現象出現的原因之一。“我在調研中發現，農民工收入偏低，欠薪情況比較嚴重，亟須建立相關保障機制。”今年兩會上康厚明準備提交一份關于農民工工資收入的建議。“工資、住房、社會保障，這三大問題解決了，農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

　　“應當引入農民工人力資源‘評級’機制，對已參與‘評級’的農民工實行異地備案制度，這將有助于用工短缺問題的徹底解決。”志高空調董事長李興浩代表認為，造成當前民工荒尤其是技術工短缺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是對農民工缺少績效考評，技術工人、普工“一視同仁”，工資均是以簡單的“計件”結算，以至工資水平偏低。因此，李興浩建議，首先應對技術型農民工，由國家相關部門給予培訓評級，企業以“職級”為指導給予相關待遇；其次，對已參與“評級”的農民工實行異地備案制度，家鄉和務工地各進行備案，供企業查考；最后，對已達到相關“職級”的農民工，在一定條件下使其享受務工所在地社會保障待遇。

　　“新生代農民工”：新需求倒逼產業升級

　　在農民工代表胡小燕眼里，被稱為“新生代”的“80后”、“90后”農民工身上其實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優點。“現在，這些新生代農民工正在成為產業工人的主力軍，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制定政策都要結合他們的特點才能發揮效用。”胡小燕說。

　　胡小燕認為，與改革開放前期和中期的農民工大軍相比，新一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明顯提高，眼界開闊、知識豐富，對新技術、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很強。同時，他們也有強烈的維權意識，更熟悉法律，敢于主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在尋求工作時，他們也不僅僅考慮工資的多少，而是更加注重個人成長空間。

　　胡小燕觀察到，這些日益成為主力軍的新生代農民工會對部分勞動密集型行業和企業產生影響。“對很多‘80后’、‘90后’來說，單純重復勞動的加工企業沒有什么吸引力，這些企業以后招工可能會越來越困難，生存難度也會變大甚至被淘汰。”為此，胡小燕也給企業提出了“適應方案”：注重員工的福利待遇和薪資水平；注重給員工提供良好的培訓和成長機遇；重視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加強企業用工環境建設。

　　工的境遇正不斷改善，但仍面臨一些現實困難。對此，張復明代表建議，要健全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一是應該讓工傷保險全覆蓋，加強職業病防治；二是將與企業建立穩定勞動關系的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三是落實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總之，我們不僅要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還要注重把‘蛋糕’分好，讓農民工分享更多實惠。”

　　農民工培訓：需從“一鍋炒”向專業化邁進

　　針對農民工就業難和企業“民工荒”的兩難問題，曾經是農民工的山東泰安東方計算機學校校長王元成代表認為，要提供實用的職業培訓，用新思路來解決農民工的就業和發展問題。

　　在山東泰安市，王元成創辦的“進城務工青年之家”、“草根熱線”、“打工網站”等得到了社會的盛贊。他認為，關心農民工不能僅僅停留在“噓寒問暖”上，要根據當地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需求，按照不同的就業意向，分別提供實用的職業培訓。職業培訓要從“一鍋炒”走向專業化，單一化走向多樣化，從就業教育走向創業教育。

　　中國紅十字會曲阜醫院院長姜健代表認為，形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在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中，廣大農民工的就業能力和素質受到挑戰，難以勝任新的工作崗位。為此，她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是將農民工教育經費納入公共財政預算，構筑起以政府投入為主、用人單位為輔、農民工個人少量負擔的投入機制。二是整合培訓資源，充分發揮職業院校、技工學校、民辦培訓機構等各類培訓機構的作用。三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并加劇了“民工荒”。據了解，目前我國農民工有2.3億人至2.4億人，其中“80后”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萬人。這些拖著拉桿箱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滿足于“出大力、流大汗”的體力打拼，更愿意以技能淘金。

　　“農民工結構的這一變化，能倒逼企業進行產業升級。”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歐真志代表說：“針對這一變化，各地要加快結構調整，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機制，扎實推動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緩解當前企業招工難問題。”歐真志認為，城鎮的戶籍、住房、社保等問題是制約農民工長期穩定就業的瓶頸，為使農民工安居樂業，必須統籌考慮，打破這些瓶頸。同時，要建立綜合服務保障體系，把就業政策向鄉鎮和農村延伸，使在外工作的農民工無后顧之憂，真正安定下來。

　　安徽阜陽市市長孫云飛代表認為，中小城市人口飽和度較低，自身經濟發展也需要勞動力，在應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上可以大有可為，一舉多得。他認為，首先，中小城市發展迅猛，急需新增勞動力注入。其次，中小城市吸納新生代農民工為市民，可以解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長期存在的問題。

　　山西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復明代表認為，為使農民工安心工作，持續成長，必須統籌考慮，打破城鎮戶籍、住房、社保等瓶頸。目前，各地正在擴大城鎮職工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對農民工的覆蓋。隨著戶籍限制的逐步放開，以及社會保障、入學等方面優惠政策的出臺，農民

　　是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內容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四是農民工勞務輸出地和輸入地的政府部門要通力合作，共同負起責任，提高培訓后的就業率。

　　“加強針對性和實用性強的技能培訓，是破解農民工就業難題的一劑良方。”張復明代表建議各級政府繼續加大資金投入比例，切實把農民工培訓當作一項公益事業來抓。企業也要參與農民工培訓，使培訓更有針對性。(羅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