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地“趴”了近兩年的最低工資終于有了松動的跡象。隨著各省市地方兩會的召開，漲工資的呼聲就一浪高過一浪。江蘇省在全國率先確定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此后，北京、重慶、東莞、上海等也紛紛表示已具備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條件。有專家表示，所謂“條件”具備，一方面是財政有余力，另一方面更是招工太難。

　　緣起“招工難”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昨日發(fā)布的用工需求顯示，去年第四季度深圳用工缺口為81.9萬人。深圳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翟玉娟認為，深圳工資缺乏競爭力是導致“招工難”的重要原因。而對于低收入的農民工來說，增長緩慢的工資很難滿足生活成本日益增加的需求，而這往往成為他們離開務工地返回老家的原因。

　　“我在江蘇溧陽打工快5年了，加班加點每月拿到960元收入，扣掉住宿、交通、吃飯、生活等基本費用，一省再省，也只剩下幾百元了，這幾年老家的企業(yè)也多了，純收入和蘇南一帶相比，差不了多少，主要是家里的生活成本低。”家在江蘇鹽城的農民工張福榮告訴記者。

　　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勞動關系處處長金鑫表示，當前，許多地方都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尤其是在經濟開發(fā)區(qū)、制造企業(yè)和出口加工型的企業(yè)，“招人難”現(xiàn)象更加明顯。

　　在他看來，提高工資標準不僅是職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同時也成為企業(yè)留住人和穩(wěn)定崗位的必要條件。

　　小企最“受傷”？

　　金威科技信息(常州)有限公司人事處負責人胡蕊告訴記者，在當前“民工荒”時期，企業(yè)的招聘成本和培訓成本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員工一時半會兒不會尋求變動，穩(wěn)定性得到保證了，因此節(jié)約了因員工頻繁流動而不斷增加的招聘和培訓成本。

　　“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肯定有利于工人找工作，包括大學畢業(yè)生。工資高了，愿意出來的人自然就多了。”胡蕊說。

　　不過，上海浩睿信息咨詢分析師黃儀新坦言，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影響較大的可能是一些小型的私人企業(yè)。

　　“一般來看，提高工人工資，會增加企業(yè)的生產成本，特別是輕工業(yè)、家電等領域，競爭比較激烈，企業(yè)利潤也小，生產成本上升會讓企業(yè)經營面臨困難。”他說。

　　但他同時認為，此舉也會產生反向“推動力”，企業(yè)要想扭轉成本上升導致的競爭力下降，就不得不加大企業(yè)研發(fā)力度，提高產品附加值，反而能獲得更大的利潤。

　　“最低”并非指導價

　　“最低工資標準也不是越高越好，如果不符合地方經濟的客觀實際，就可能對企業(yè)發(fā)展產生影響。”上海商學院管理學院教授彭理正表示，因為需要最低工資標準約束的，一般都是中小企業(yè)，如果貿然調高，說不定適得其反，導致更多人失業(yè)。

　　彭理正提醒，不要把最低工資標準當作工資指導價。“少數(shù)企業(yè)開出的工資向最低工資標準看齊，但招工時卻忽悠求職者‘薪水比市里規(guī)定的高’。其實，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是少數(shù)人的收入保障，是最低線”。

　　“值得注意的是，在漲工資的同時，要防止某些壟斷部門和政府機關也借機漲工資，使市民最大的‘期盼’被利用，從而讓既得利益者受益，讓市民受傷。”他補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