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2010年中國經濟

　　率先反彈的中國經濟今年將繼續在增長上“領先一步”，但政策重點還是在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上實現關鍵性突破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健君

　　實習生劉洋

　　2009年中國經濟的“V型”反彈，是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奇跡”的最新演繹。這個故事受到了一些質疑、批評甚至攻擊，但“中國經濟照耀全球”的現實，充分說明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強韌生命力不容低估。而2010年的中國經濟，第一次以全球經濟“燈塔”的身姿，吸引了大國政商要角和經濟智囊廣泛的高度注意。

　　新年伊始，中國的宏調政策以怎樣的思路和原則應對當前日益復雜的經濟運行？2009年積累的新難題和過去十年積累的體制困局如何在新一年得到緩解或突破？執政黨怎樣在國際經濟危機中繼續掌握先機？使得2010年中國經濟的表現又成為“中國奇跡”能否持續的新考驗。

　　為此，《瞭望》新聞周刊近日采訪或接觸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國研中心副主任盧中原、國研中心外經部部長隆國強、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松、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安邦咨詢公司副總經理賀軍和太平洋研究院研究員周明劍等多位體制內外政策研究人士，以期從朝野內外獲得更具建設性的國策經略，和對中國經濟更立體的理解。

　　“動平衡”式宏調

　　1月12日晚7點，央行官方網站公告稱，從2010年1月18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次日，眾多分析機構和研究人士將之評述為“顯示國內的通脹壓力已經越來越嚴重”，“緊縮政策的加速推出”，強調“國內政策環境開始轉變”等議論。

　　類似這種條件反射式的政策分析充斥了2008年下半年以來的中國市場。在日前“2010年的經濟政策”論壇上，盧中原對此頗多無奈。在其看來，宏觀調控本身的重要原則就是相機抉擇，“宏觀調控就像一只熨斗，在經濟過熱時要往下壓一壓，而在經濟低迷時要往上托一托。不用老盯著什么時候政策退出或轉變，形勢變了，政策一定會調整。”

　　事實上，2003年新一輪經濟增長以來，“點剎”、“微調”成為中央宏觀調控政策主題詞，盡管期間也出現過時機轉換拿捏上的問題，但“動平衡”式的宏調已經成為決策者施政的新原則。所謂“動平衡”概念，相對于“靜平衡”。如果說靜平衡是一個球面在水平面上尋找平衡點，那么動平衡就是在兩個球面間尋找平衡點。后者最大的難度就是，兩個球面在靜態中絕對無法平衡，必須在三維體系的動態運轉中才能找到穩定的平衡。

　　近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一篇內部文章中，以貨幣政策為例解讀了這種“動平衡”宏調的含義。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低通脹、經濟增長、保持較高就業率和國際收支大體平衡。周認為，中國經濟是改革轉軌的經濟，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政策必須結合中國國情考慮多目標。

　　“比如，我們的價格體系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進行價格體系改革就需要承擔一定的通脹成本。但這些改革是必要的，所以必須在當前的目標優化和未來的目標優化的程度間作出權衡。”周小川強調，貨幣政策必須考慮支持資源配置優化，必須考慮到能源、資源包括水資源價格的改革，住房、公共交通等公共事業改革。

　　“對這些改革我們一方面要支持，另一方面，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要對此留有空間。”否則，“如果單純以通貨膨脹目標制考慮，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可能會抵制這些改革，因為這些改革不利于實現低通貨膨脹。這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需要特別強調的。”而這種多維目標下相機權衡重心的綜合平衡做法，就是“動平衡”式宏調的精髓。

　　“現在，不能因為央行連續幾周發央票就說緊縮來了，這些說法都不準確。我們把握中央大政方針，要注意當前全局形勢是企穩回升的關鍵階段，務必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盧中原對當前“政策是否轉向抑制通脹”的爭論在語氣上流露出了不解，“我們要更多關注經濟形勢的穩定性，和比較穩定時結構調整力度加大、改革措施推進的政策影響。”

　　因此，理解中國的宏調政策，需要學習和認識“動平衡”原則，也即要研究每一個時期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反映出的主要矛盾，深刻理解中央對此判斷和權衡的重心，才能找到政策的真正“風向標”。

　　經濟企穩釀調整契機

　　“我個人認為2010年保持9%的增長速度毫無問題，甚至可能更高。”

　　在盧中原看來，一方面，一攬子刺激計劃帶來的巨大需求還在繼續慣性增長，促進結構調整的改革政策和金融政策相繼出臺和落實，又將帶動新的投資需求；另一方面，帶來去年消費快速增長的汽車購置稅減免、家電下鄉、摩托車下鄉和農用車下鄉等一系列的消費政策還在深化，而類似支持農民自建住房等更重大消費政策即將出臺，“今年完全可以把企穩回升的經濟發展勢頭延續下去。”

　　即使是去年表現最不好的外貿，隆國強的分析也讓本刊記者感受到了“V型”反彈的可觀潛力。他認為，2009年中國在外貿上獲得了兩個預想不到的基礎：其一，在三大經濟體的市場份額迅速提升。上半年中國在美國、日本、歐洲三大市場的份額上升1.5%～3%，而過去提高1%份額需好幾年。其二，出口額逐月增加。從去年1月份的600多億美元到11月份的1100多億美元，翻了近一倍。

　　“這主要是由于中國產品結構特點以及產業配套能力強、綜合成本低等優勢，在危機中形成了相對更強的競爭力。”據隆國強調查，危機爆發后很多跨國公司訂單總量在減少，但卻把其他國家的工廠關閉了，向中國集中訂單。

　　“加上2009年基數較低，如果全年平均每月出口達到1100億美元，今年出口增長率就可以超過12%。”隆國強的判斷是，“按照目前全球經濟復蘇的勢頭，2010年外部需求要好于2009年，出口沒有太多值得擔憂的事。”

　　采訪中，祝寶良的預測是，“在國際經濟環境有所好轉、國內現有政策取向基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2010年我國經濟增長有望保持在8.5%左右，CPI將增長2.5%左右。”

　　既然“三駕馬車”至少都會比去年更為健康和樂觀，李雪松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提出，一定要借助2010年可能形成的較為穩定的市場局面，堅定地推進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在調結構和促轉型上下更大的功夫，構建我國經濟發展更良好的結構支撐、技術進步支撐和體制創新支撐。”

　　賀軍也非常贊同這個判斷，“目前，危機還沒有完全結束，國內經濟形勢趨穩，外部氣候變化帶來的倒逼效應和內部結構失衡形成的改革壓力正在形成合力，完全有可能形成較為有利的變革環境。”

　　“我們說百年不遇的危機其實也是百年不遇的機遇，此時不動腦子、不采取行動可能就會錯失機會。”隆國強對此頗為感慨地說，“現在講‘后危機’，對中國而言，就是要強調抓機遇，抓住這場危機帶來的機遇，使得在危機真正過去以后，中國國力能夠上一個甚至幾個大臺階，我們才對得起這場危機。”

　　最大驅動力在城鄉統籌

　　“中國國情是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因此，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發展，農村發展狀況具有決定性。”陳錫文為本刊記者揭示了中央政策中一個被眾多國內外研究人士無意中忽視了的關鍵性成就，“應對金融危機過去一年中，我想大家都有這個體會，之所以能夠取得比較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農業是穩定的，農村是穩定的，農民是穩定的。沒有這個基礎，我想(宏觀調控)很難辦。”

　　其實，解決好“三農”問題不僅是應對現在乃至未來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不確定性因素的關鍵性前提保障，而且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最主要動力就來自于與“三農”問題直接相關的城鄉統籌。

　　據陳錫文透露，中央政策對此強調五句話：其一，要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全面堅持小康社會的根本要求；其二，要把改善農村民生作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重要任務；其三，要把擴大農村需求作為拉動內需的關鍵舉措；其四，要把加快建設現代農業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任務；其五，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作為我國持續增長的不竭動力。

　　這五句話幾乎就是中國新一輪生產力解放的宣言書：中國的人口和資源多數在農村，只有農民有了購買力、農村市場得到拓展，戰略意義上的擴大內需才能真正成為一個現實。作為基礎產業，農業實現了現代化，才能夠對整個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起到重要的帶動作用。全面小康社會的基礎是統籌城鄉發展，圍繞其確立的核心內容——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就是啟動新一輪中國可持續增長的兩把“金鑰匙”。

　　一個月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特別講到，“要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認為，這個方向符合1.5億多農民工的意愿，符合市場化、現代化和城鎮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總書記特別提到兩件事，值得高度關注：其一，要優先解決農民工子女在城市的上學問題；其二，要推進城鎮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改革，為新生代的農民工在城市定居轉變為城鎮居民創造條件。”

　　這兩點，是農民工得以真正市民化的關鍵所在，也是城鎮化順利推進的前提基礎，更是統籌城鄉發展、釋放內需驅動力的“勝負手”。賀軍告訴本刊記者，在中國發展中的諸多不平衡中，最大不平衡就是城鄉差距，但差距解決得好，就變成了巨大的發展動力。

　　例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去年在五個城市作了一個6000多農民工樣本的問卷調查，70%的農民工可以接受的房價是3000元以下，可以接受的房租是100～300塊錢。這一方面反映出現在城鎮住房供應體系跟農民工承受能力的完全不匹配，另一方面也說明，如果實施保障型住房政策對農民工的覆蓋，將可能產生本世紀中國最宏偉的一次需求釋放。

　　“最大的風險是不改革”

　　“2010年進入保增長和調結構的艱難平衡期，利益博弈使宏觀經濟政策走向更加撲朔迷離。”周明劍認為，新一年仍然面對著諸多國內外不確定性因素影響下的經濟風險，但其中最大的風險可能是改革和調整的踟躕不前，或既得利益對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的阻礙。

　　一方面，改革要推動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擴大經濟總量為目標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需要通過改革把重點從擴大投資轉移到創造社會需求上來，并由此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從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看，如果不解決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要從根本上找到宏觀經濟穩定的體制機制非常困難。

　　另一方面，改革要促進社會進步。當前，社會結構和利益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社會關系的復雜性全面增強。改革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利益協調與利益結構調整，改革應當在協調利益關系、促進公民社會有序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并由此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

　　2010年如果不能在關鍵的改革和調整上取得突破，宏觀調控的政策空間和經濟運行的穩定性都會受到較大的影響。尤其改革遲滯可能加劇社會對改革預期和改革決心的懷疑，更加凸顯改革對2010年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賀軍認為，另一個潛在的風險就是地方債務，“銀監會央行在去年調查，去年的地方的財政赤字在5萬億，去年的信貸為10萬億，相當于信貸的百分之五六十，就是隱性的地方債務。一年之內增了四倍，余額由一萬億上升到五萬億。”

　　他在基層調研時的發現印證了地方債務風險的巨大，“某城市的一個區級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十幾億，而債務余額已經達到八十多億，每年支付利息十億多，相當于區政府一年財收。而財政收入刨去日常支出，僅剩兩個億，完全不夠支付利息。”

　　“如果地方債務擴張到風險爆發，按照目前的體制，最后受到拖累的，第一是中央政府，其次就是銀行。”賀軍說。

　　再有就是貿易保護主義。隆國強認為，因出口結構限制，中國產品主要處在中低端，還沒有與高端市場的發達國家產品正面沖突。這也說明了當前我國出口遇到的貿易摩擦，遠沒有當年日本和美國之間發生“貿易戰”的程度，“隨著中國產業出口結構升級，在美歐日三大市場的貿易摩擦會越來越多。當最終主導產業正面競爭時，真正的‘貿易戰’不可避免。”

　　為此，隆國強建議，開拓新興市場，“中國在美日歐發達市場擁有22%的市場份額，但在全球市場份額只有8.9%，這意味著我們在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占有率非常低。”比如，目前新興市場復蘇非常快，而且處在中國上世紀80年代加速工業化的階段，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很大，而中國恰恰在這方面具有很強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