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向來都是一個敏感話題。從2006年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開始，中國新一輪收入分配改革在爭議中走走停停。

　　在一個國家內部，當收入和財富主要掌握在極少數富人手中的時候，必然形成消費需求的短缺。這種挑戰并非新事物，只是今天變得更為迫切。隨著全球貿易出現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滑坡，內需問題再度引起注意，收入分配畸形正是中國內需不振的卡口。

　　今年4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提出加快出臺《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顯示高層試圖通過收入分配調整真正啟動內需和消費，尤其解決中低收入者消費不足的問題。

　　10月21日，有媒體引述中國國際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的話稱，由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調節方案已上報國務院待批。但本刊記者了解，此一方案目前仍在發改委內部醞釀完善，年內無望出臺。

　　文來會往式膠著

　　事實上，國家發改委早在2007年、2008年就分別舉行了4次內部征求意見討論會，組織有關部委官員和學者論證和修訂改革總體方案。由于人事變動等原因，這項工作一度被擱置。

　　金融危機成了社會改革的一個契機。今年5月份，根據國家發改委的工作部署，收入分配調節方案制定工作加速，一系列專家座談會相繼召開。

　　“這是一份涉及面廣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涉及政府、企業、個人、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調整。”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介紹說。上述人士坦承，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對存量財富進行調整再分配，“這其中涉及各個利益階層，既復雜又敏感，阻力較大。”

　　他表示，這項改革很難入手，還因為涉及太廣，它是一個各方面配套改革的結果。此項改革涉及財政部、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農業部、民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國資委等中央部委，協調起來難度很大。在意見的具體內容和落實步驟上，也仍有爭議。例如收入的稅費改革問題，在個人所得稅幾次調高后，部分地區已經出現了地方稅收大量減少的情況。因此，個稅改革與國家稅制改革不能協調起來的話，收入稅費調整也難以推進。還有對于低收入者收入的調整，如果進行財政補貼等手段，則需要支付的資金超過承受范圍。這些都是繞不過去的難題。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表示，最難的在于如何解決勞資分配比例，使企業職工的工資能夠合理地增長，分享行業和企業的發展成果。國外主要是通過工會談判來解決，但在中國，目前談判還不是很普及，效果也不是非常明顯。政府既要考慮初次分配怎么給勞動者更大的比重，也要照顧企業的發展，個中分寸不容易拿捏。

　　“收入分配問題，從淺層次看是經濟問題；但從深層次看，則主要是體制問題、政策問題。對收入分配問題，一定要從體制運行、發展戰略、政策調整和宏觀決策機制等方面來研究和解決才有成效。”楊宜勇說。

　　對于收入分配調節方案年內能否出臺的問題，他表示，收入分配這一涉及全局性的改革，在面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有些政策不好預測會對宏觀經濟走勢造成多大的影響，因此，政策的制定和頒布要比以往更加謹慎。

　　改革時間所剩無幾

　　中國經濟模式長期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對國內消費則不甚在意。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中國經濟專家黃亞生表示，在政府刺激支出出臺之前，消費僅占中國GDP的約33%，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是最低的。

　　盡管中國一直表示要推動國內消費，但中國的家庭消費率卻一直在下降而非上升。1985年，家庭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51%，而到2007年，這一比例降至35%，為中國歷史最低水平，也是和平時期主要國家中的最低比例。

　　金融危機暴露了過度依賴外部市場的巨大風險敞口。因而自危機以來，政策面一直將擴內需、調結構與保增長并列為政策目標，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歸納來看，短期政策包括，更好地改革市場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并對家電和汽車消費進行補貼；中長期政策包括，推進醫療改革、完善農村養老保障，以期通過構建更好的社會網絡，來限制預防性儲蓄。

　　但這些措施顯然還不夠。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說， “在4萬億投資逐步到位的形勢下，擴內需的命題依然來得緊迫，而收入分配不公將使經濟發展后勁乏力。”

　　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經濟學家許小年表示，不能指望新推出的醫改和社保措施能對國民儲蓄習慣和推動轉向更多消費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參加醫保的患者，也需要有一筆儲蓄來承擔醫療費用——前提是他們拿得出這樣一筆儲蓄。”許小年說。

　　國家發改委就業司司長張東生亦坦承，中國國民消費率偏低跟收入分配有關。低收入者消費傾向高，但能支持消費的資金有限；而高收入者消費傾向低，投資意向高。這樣的結果必然是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

　　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近年來我國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勞動者報酬占比為50%以上，2001年后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與此同時，營業盈余比重由原來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2008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但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這表明，我國國民收入結構失衡，特別是勞動者報酬所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不斷下降，已明顯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意愿，并限制了刺激消費對拉動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這種懸殊的收入差距，不只是體現在工薪所得者的工薪收入差距上，更多的是體現在勞務收入、財產收入等其他方面。”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表示。

　　不斷拉大的差距，逐步縮小的收入比，極大壓抑了居民的消費欲望，阻礙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催生了一大批“憤怒的中產”。日前中國社科院針對252名青年經濟學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88.4%的受調查的青年經濟學者認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僅引起各類社會問題，最終還將從根本上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專家指出，政府在涉及二次分配的社會福利等方面加大投入，也無法完全改變初次分配帶來的巨大差距。要真正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根子還在收入分配領域。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認為，信心并不是中國家庭消費相對疲軟的原因，事實上，收入低、財富積累少才是真正的肇因。為了解決需求疲軟問題，中國政府必須刺激居民消費，以抵消出口下滑帶來的影響。

　　在他看來，最迅速的解決辦法是，政府將持有的上市國企股份分配給民眾。這對消費而言，必將產生強大的短期效應。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推動企業經營利潤提高、股票增值，消費者的有效需求將進一步得到支撐，帶動經濟持續繁榮發展。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當前分配結構的失衡表現在兩個方面：在二次分配領域，百姓勞動收入增長趕不上國家財政收入增長，國民財富向政府傾斜；在一次分配領域，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企業財富向資本傾斜。

　　“政府目前需要做的，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刺激和釋放民間消費。分配體制的改革有多大的力度，將直接決定整個社會分配格局的改變。”汪玉凱說。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壽龍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為一項影響深遠的社會系統工程，首先應規范初次分配領域的秩序，即創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環境，逐步消除少部分人靠不正當手段暴富其中的機會。有三點值得關注：一是產權收入問題，由于政府占有大量社會資產，導致在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大量資產性收入被政府拿走了。例如住房市場，一半收益進了政府的腰包；二是壟斷行業的壟斷性收入問題；第三個就是警惕腐敗和灰色收入。

　　發達國家之所以居民收入差距較小，主要是因為勞動者報酬所占的份額均在55%以上，經營盈余所占比重較為適宜，在20%左右，固定資本折舊占13%左右，間接稅減補貼占比為10%左右。而那些長期落入中等國家陷阱的國家卻是另一番景象，勞動者報酬所占的比重不到40%，有的長期僅占20%~30%，相反企業的盈利所占的比重奇高，均占50%左右，資本所得占比嚴重偏高，這正是導致收入差距過大的根本原因。

　　重在行動

　　分配制度對于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古今治亂循環無不圍繞著發展和分配而展開。1993年9月，鄧小平和弟弟鄧墾在談話中說：“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少部分人獲得了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時至今日，在金融危機沖擊下，現行收入分配制度已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短期穩定與長期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經濟學家鄭功成表示，由于收入分配關乎各方面的切身利益，對政策的制定者而言，需要的不僅是勇氣和決心，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維層面要實現新的突破。在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的過程中，相關方面均應預留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傾聽公眾的意見和建議。唯有經過民意的充分審視和博弈，經過較長時間醞釀的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均衡兼顧各個群體的權益，起到預期的調整群體收入差異、提振經濟快速發展的效用。

　　分析人士指出，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取決于許多深層次的體制和政策根源，遠非一個改革方案就可竟全功。但在政策實施中，給出量化的指標、輔以大致的時間表，可更好地形成社會共識。(記者 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