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將人類面臨的資源與環境困局凸顯得淋漓盡致，沒有人否認，發展低碳經濟是突破這一瓶頸的最終出路。中國將如何應對，才能塑造一個可持續的低碳未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研究員周宏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國家首先應當制定一個總體規劃，為低碳發展創造條件，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和生活活動的碳生產率，并制定相關政策，形成低碳發展的長效機制。他建議，近期將提高能源效率放在優先地位；進一步實施計劃生育、節能減排、植樹造林、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等政策；中遠期(如2030年、2050年)采用法律的、行政的，特別是價格、排放權交易、自愿協議、能源服務公司等經濟手段，形成長效機制。

　　具體而言，一是提高“高碳”產業準入門檻。二是調整結構，推進產業和產品向利潤曲線兩端延伸：向前端延伸，從生態設計入手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與銷售網絡，提高核心競爭力。三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用高新技術改造鋼鐵、水泥等傳統產業，降低GDP的碳強度。四是將低碳發展納入國家產業振興規劃的原則考慮和當前安排，為低碳發展創造條件。

　　中國應當重視低碳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技術儲備，形成低碳技術體系。按照技術可行、經濟合理的原則，研究提出中國低碳發展的技術路線圖，促進高能效、低碳排放的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逐步建立節能和能效、潔凈煤和清潔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自然碳匯等多元化的低碳技術體系；加快對燃煤高效發電技術，CO2捕獲與封存，高性能電力存儲，超高效熱力泵，氫的生成、運輸和存儲等技術研發，形成技術儲備，為低碳轉型和增長方式轉變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推動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溫室氣體的減排資金和技術。通過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新機制，引進、消化、吸收先進適用的低碳技術；參與制定行業能效與碳強度的國際標準、標桿；使我國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的低碳技術、設備和產品達到國際先進乃至領先水平。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曲陽則對本報記者表示，助力低碳經濟發展，做好循環經濟促進工作同樣重要，“發展循環經濟的目的在于抑制自然資源的消耗、降低環境負荷；低碳經濟與抑制化石燃料的消耗密切相關，所以二者的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可以說二者體現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不同側面。”曲陽說。

　　曲陽建議，應該在有關循環經濟的后續立法中，嚴格“生產者責任”與“排放者責任”，盡快出臺循環經濟相關配套政策措施。比如《循環經濟促進法》第18條規定，有關部門定期發布鼓勵的技術、工藝、設備、材料和產品名錄。應該制定對此項規定的進行激勵的具體措施，使利用環境友好技術、設備的經營主體獲得應有的回報。

　　周宏春則認為，發展壯大循環經濟，重點應抓好工業節能減排，將減量化放在優先位置，從減少生產環節入手，推進資源能源的循環利用和高效利用，持續推進節能減排，當前的重點應放在工業節能上，這是由我國發展階段和工業能耗所占比例決定的。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過快增長，加快淘汰落后生產能力；控制建筑和交通能耗的快速增長；加強制度建設，強化目標責任制的落實和評價考核，切實完成“十一五”規劃提出的約束性指標。

　　他還建議，要大力推進生態農業和農業循環經濟發展，大幅度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量，農林剩余物可綜合利用作為飼料、肥料、菌類基料、工業原料和發電原料，減輕焚燒對城市和機場周邊的環境污染；加快太陽能和沼氣技術的推廣普及，既增加農村能源供應，又改善農民的衛生狀況，保障食品安全。(杜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