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關系到每一個人的錢包，向來都是一個敏感話題。從2006年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開始，中國新一輪收入分配改革在爭議中走走停停。

　　如今，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這輪改革再次起步。

　　今年4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提出加快出臺《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下稱《指導意見》)。

　　據報道，10月21日，中國國際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表示，由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調節方案已上報國務院待批。相關權威人士透露說，諸項改革可能于今年內陸續出臺。

　　貧富懸殊仍在拉大

　　相關數據顯示，從1978到2006年，我國居民收入年均增長6.7%，這跟中國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速形成鮮明對比。而且，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

　　說到貧富懸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個概念——“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是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

　　相關人士告訴記者，由于基尼系數的計算過程比較繁雜，計算方法也不統一，目前我國國家統計局并不統計基尼系數這一指標。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60年代，我國基尼系數大約為0.17~0.18，1980年代為0.21~0.27，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

　　世界銀行報告同時顯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這也就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變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城鄉、區域、行業、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基尼系數過低和過高都不正常。過低意味著極度平均，過高意味著貧富差距過大。一般來說，基尼系數0.3為正常。我估計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在0.5左右。”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

　　“收入分配問題，從淺層次看是經濟問題；但從深層次看，則主要是體制問題、政策問題。對收入分配問題，一定要從體制運行、發展戰略、政策調整和宏觀決策機制等方面來研究和解決才有成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

　　《指導意見》重點考慮薪資

　　貧富差距過大已經引起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

　　“將出的《指導意見》主要是理順國家、企業、老百姓三部分的分配結構關系，同時也包括二次分配中財政收支中拿出多少用于社保、教育等問題，甚至三次分配中的慈善事業也都涉及到了。”蘇海南表示，《指導意見》實際上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關于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大政方針原則的一個具體體現，是一個全局性的宏觀指導意見。

　　“《指導意見》就是按照十七大提出的‘限高、促中、提低’的要求怎么做實，可以說跟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指導意見》在今年5月份上報國務院之前的征求意見稿，曾征求過國家發改委社會學所所長楊宜勇的意見。作為研究社會學的資深專家，楊宜勇感同身受。

　　“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關鍵看兩個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重；二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而初次分配政策是這次《指導意見》出臺的重點。《指導意見》將會提出要在初次分配中適當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改變目前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楊宜勇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此次收入分配調整是雙方面的，高的要往低處調，低的往高處調，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

　　楊宜勇還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壟斷行業高收入、事業單位薪酬改革、離退休人員工資以及低保等方方面面在《指導意見》中都會得以體現。“在個人所得稅方面，《指導意見》提出了改革的方向，比如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模式是采用分類征收還是綜合征收等”。

　　然而，《指導意見》提交國務院已近半年，之前有消息說今年有望出臺，到現在仍未有音訊，個中原因引發諸多猜測。

　　“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非常敏感，也非常復雜，涉及的方面非常廣，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危機影響尚未消失的背景下，出臺會更為謹慎。”蘇海南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說。

　　楊宜勇認為，實際上，已經有一些在研究過程中達成共識的方案陸續出臺了。

　　例如，9月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和其他事業單位分三步走實施績效工資改革，到2010年1月1日起，事業單位將全面實行績效工資制。

　　再如，9月16日，由人保部牽頭制定的規范央企負責人薪酬規范文件《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發布。這意味著，一直以來備受矚目、飽受爭議的“央企高管薪酬問題”有望盡快得到進一步約束和規范。

　　中低收入者將受益

　　改革開放后，我國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始于1980年代。1985年國務院發文規定實行“企業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的收入分配制度。

　　業內人士據此認為，今年展開的收入分配改革將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次大的收入分配改革。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影響到中國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

　　這并非危言聳聽，日前中國社科院針對252名青年經濟學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88.4%的受調查的青年經濟學者認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僅引起各類社會問題，最終還將從根本上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直在關注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周天勇教授通過研究發現，目前我國的收入結構是呈倒丁字形，上部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人群，底部是大量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調節收入分配改革最基本的還是要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其中的關鍵就是要提高就業率。如果過剩的勞動力太多，真正失業的人也就會多，勞動的參與率就低，分配能力就下降。

　　“在國家、資本和勞動三個分配結構中，國家是用權力分配的，企業是用資本分配的，勞動者主要是用勞動力來分配的。如果勞動者失業了，就意味著國民收入的大部分可能是用權力和資本進行分配了，因此，必須提高就業率。而要提高就業率，就應該鼓勵更多的老百姓去創業投資，要有更多的小老板。”周天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國家要對中小企業創業實施減稅、減費措施，讓大量的中小企業吸收勞動力。

　　周天勇強調說，“要縮小貧富差距，還要從產業結構方面進行調整。目前，我國40%的勞動力還在農業，而我國服務業就業比例目前可能只有33%，與我國人均GDP相同水平國家一般在60%左右。所以，要擴大第三產業的比重，盡快把農業剩余勞動力吸收過來，加大勞動者參與國民經濟的分配。”(王紅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