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安徽老家也不愁吃穿，但24歲的袁豐琳仍選擇來到江蘇昆山市務工。談及外出務工的目的，她說，“我想趁現在年輕，出來跑跑，掙錢并不是惟一的目的，主要是可以見些世面，長長見識。”

　　記者日前調研了解到，專家調研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輸入地純粹的雇傭勞動力，產業工人特點鮮明，心理定位更趨向于產業工人。

　　新生代農民工不“戀土”

　　在改革開放之初，第一代農民工當中的很多人雖說從事著工業生產，卻把自己定義為農民，對城市的感覺是邊緣的、疏遠的，對產業工人階層的歸屬感相對較低。目前，這種對產業工人的心理歸屬感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正在發生變化。

　　安徽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農民工辦公室主任劉邦安說，同樣是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妻子兒女和父母都在農村，對土地充滿感情，心理更傾斜于農村，他們經常會在農忙期間回家務農，即使回家的車旅費成本比莊稼收成還貴，但他們還是會選擇回家幫助收割莊稼，就像中國人對傳統春節的感情一樣；新生代農民工則不諳農事，他們的心理更傾向于城市生活。他們從小學讀到初中或高中，一旦畢業，就外出務工，幾乎沒有做過農活。尤其是那些跟著父母外出在城市長大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在城市求學生活，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戀土”意識較為淡薄，不適應農村生活，也不愿意回到農村。

　　務工動因由“經濟型”轉為“生活型”

　　與老一代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動機不再停留在經濟層面上，見世面、開眼界，已經成為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外出的主要動因。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省當代農村進城務工青年價值觀研究———基于江蘇省蘇南、蘇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抽樣調查》調查組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是在衣食無憂的環境中長大，其外出動因已經由“經濟型”轉為“生活型”，他們受到老一代農民工的示范作用影響，看到外出務工明顯改善了生活水平，普遍認為留在農村是沒出息、沒前途的表現。

　　外出動因的改變，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把掙錢作為唯一目的。調查數據顯示，54.2%的新生代農民工是因為要外出開闊眼界、提高自身素質，9.7%的人是因為家鄉生活單調、打工所在地生活較為豐富，還有4.2%的人希望從農民變成市民，把自己的農村戶籍改成城市戶籍，僅有31.9%的人外出目的是為了滿足經濟需要。

　　安徽省舒城縣千人橋鎮興豐村袁豐琳說：“我在學校，總想著外面的世界有多好，總想到外面去看看。”小時候她和哥哥上學，家里特別缺錢，父親就到廈門打工掙錢接濟家里。現在她哥哥大學畢業工作了，經濟條件寬裕了，她掙的錢不需要再供家中開銷，可她仍選擇外出打工。在興豐村，象袁豐琳這樣的年輕人要么考上大學讀書，要么就外出打工，基本沒有人留在村里。

　　在農村地區，年輕人外出打工已經成為一種流行。在作為傳統農業大市安徽阜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柳廷峰說，在農村地區，人們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年輕人留在村里種地，不外出打工，會被鄉鄰們認為沒有本事，不能掙錢。“連女孩都能外出打工掙錢，小伙子在家里閑著，討個媳婦都難。”

　　對于農民身份普遍沒有認同感

　　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農民身份普遍沒有認同感，只有8.7%的人認為自己是農民身份，他們更傾向于將自己看作工人群體，75%的人認為自己屬于工人群體。由此可以看出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把自我身份定位為產業工人，僅有較少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民工”這一身份名詞持認同態度。該調查發放問卷2500份，調查對象包括制造業、服務業、采掘業等行業的新生代農民工。

　　安徽省界首市田營鎮魏窯村的魏芹說，雖然她是從農村地區到江蘇省無錫市的保健器材廠打工的，但她沒有感到自己是農民，每天上班、下班，生活規律和普通工人基本沒有什么差別，每個月1000元的基本工資，并根據業務量提成，生意好的時候一個月可以掙到五六千元。“我現在的生活狀況應該算是個工人，即使以后回老家，我不會做農活，不可能會在家種地。”

　　這份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人生價值觀呈現出理想與現實矛盾的特征，他們希望能夠融入城市，但又認為自己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普遍存在城市歸屬感弱的邊緣化意識。但是，新生代農民工對產業工人的歸屬感增強有助于加速農民變市民的進程，這對未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利好消息。安徽省總工會研究室主任趙子席說，中國社會未來現代化取決于城市化，城市化取決于農民轉變為市民或工人，即農民工的市民化速度和水平。政府應當積極發揮引導作用，讓農民工有序、平穩地成為新市民，不僅要避免市民化速度過低阻滯城市化進程，也要避免市民化速度過快導致城市無法容納吸收。(記者 程士華 郭奔勝 王恒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