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上的5大較量:促經濟復蘇 花錢還是"瘦身"？

　　二十國集團（G20）第四次峰會今天在加拿大多倫多開幕。歐洲債務危機陰云未散，世界經濟二次探底風險尚存，這次峰會是各國尋求共識的平臺，也是一盤充滿交鋒的棋局。保增長還是減赤字？全球金融征稅，有沒有這個必要？……美國、歐洲和新興國家帶著不同的訴求而來，在多倫多峰會上，它們將圍繞哪些話題展開較量？

    較量一

　　促經濟復蘇：花錢還是“瘦身”？

　　在經濟刺激政策何時退出的問題上，美國和歐洲分歧明顯。根據峰會公報草案，美國認為應該繼續花錢，支持經濟增長；歐洲則力主握緊錢袋，減少財政赤字。

　　在美國布魯斯金學會資深研究員巴里·博斯沃斯看來，保增長和減赤字是當下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發達國家經濟體希望一方面能應對國內政治壓力進行金融整頓，另一方面希望其他國家能夠實行經濟刺激計劃。

　　在一封致G20成員國領導人的信中，美國總統奧巴馬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觀點。他說，多倫多峰會的當務之急是保衛經濟復蘇勢頭，不應該過早取消財政刺激措施。而嘗到了希臘債務危機苦頭的歐洲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很謹慎。由于擔心主權債務危機蔓延，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已經開始大幅度削減財政支出，德國和法國也開始逐步推行“瘦身”計劃。

　　英國日前也出臺了財政緊縮政策。“英國此次出臺的緊急預算案非常大膽，但我們別無選擇。”英國駐華使館經濟參贊鄧肯對本報記者說，如果英國財政赤字繼續飆升，所有的錢都要用來支付利息，刺激經濟無從談起。

　　事實上，不僅是歐洲，其他一些國家也主張削減赤字。作為本次峰會的東道主，加拿大政府主張各國到2013年時將赤字水平降低一半。日本已經出臺了財政收緊計劃，要大幅度降低財政赤字。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教授謝世清告訴本報記者，由于國情不同，各國在選擇經濟刺激戰略退出的時機上自然有所不同。歐洲各國由于面臨主權債務危機的現實威脅，其當務之急是削減財政赤字，而美國由于美元具有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雖然有巨額的財政與外債雙赤字，但短期內沒有主權債務危機的擔憂。因此，美歐目前所存的分歧在峰會上恐怕難以彌合。

　　較量 二

　　銀行稅：征還是不征？

　　和前幾次峰會一樣，國際金融監管也是多倫多峰會上的主要議題之一。雖然在加強金融監管這個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具體怎么做，G20成員國仍有分歧。是否應征收“銀行稅”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5月份，歐盟委員會提出建議，希望征收銀行稅，這樣當銀行倒閉時，就不用讓政府和納稅人來“埋單”。德國、法國和英國更是在6月22日宣布，計劃開征銀行稅。歐盟委員會官員透露，打算在多倫多峰會上力推在全球范圍內征收銀行稅。

　　在經濟刺激計劃上和歐洲分歧嚴重的美國，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很合作。 奧巴馬年初就提議，要在美國征收銀行稅，預計可在今后10年內融資1170億美元。此后在韓國召開的G20財長會議上，美國又提議在全球統一征收銀行稅。

　　不過，歐美的提議遭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和不少發展中國家反對。對于這些國家來說，金融系統沒有像歐美那些國家在危機中受到那么大的破壞，所以認為沒有必要收這個稅。甚至有的國家認為，收稅會削弱本國銀行的競爭力，有礙于經濟復蘇。

　　加拿大財長21日說，反對向金融業征收包括金融交易稅在內的懲罰性稅收。在他看來，這只能解決“邊緣”問題，并非金融監管改革的核心問題。

　　“這可能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德國霍恩海姆大學的金融教授漢斯-彼得·布爾格霍夫對本報記者表示，各方在銀行稅上觀點不一，很難在此次峰會上達成全球一致的解決方案。

　　曾擔任美國白宮經濟顧問的博斯沃斯認為，對于國際金融監管來說，重要的是協調監管的舉動，而銀行稅并非具有決定性的大問題。“每個地區應該有其自己的訴求，監管措施在不同的地區沒必要是一樣的，” 博斯沃斯告訴本報記者。

　　較量三

　　國際信用評級：誰說了算？

　　一場歐洲債務危機，讓人們看到美國壟斷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的弊端。目前，掌握國際信用評級“生殺大權”的三大公司都為美國所有，歐盟和中國希望打破這種局面。

　　國際三大信用評級公司是惠譽、穆迪和標準普爾，都是在美國注冊的公司。在這次的歐洲債務危機中，正是幾大信用評級機構相繼下調了希臘等國家的主權信用等級，使得歐洲股市和歐元匯率一路下跌，被稱為扮演了“火上澆油”的角色。

　　雖然稱自己是獨立公正的，但法國學者帕特里克·若利稱，這三大評級機構全是美國公司，對債務的評估只取決于美國市場。更為嚴重的是，人們只看到它們對歐洲一些國家實行降級，卻發現它對美國的災難性經濟形勢視而不見。比如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三大評級機構給美國國際公司及其衍生次貸產品的評級居然是最高評級。若利認為，評級機構只是美國加強對世界經濟操控的一個工具。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不久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雖然國際社會已經認識到信用評級體系的缺陷，但這涉及到一些國家的核心利益，因此國際評級體系改革進展緩慢，甚至步履艱難。

　　在這種情況下，歐盟認為，歐洲應該建立自己的評級機構，改變信用評級被“三大”把持的局面。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本月初表示，全球都應該考慮解決信用評級機構的問題，允許其他一些獨立機構參與信用評級的發布等，以加強市場競爭。

　　中國在推動信用評級機構的改革上，表現得十分積極。6月18日，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在媒體吹風會上透露，中國希望多倫多G20峰會能在5個方面達成積極成果，其中之一就是繼續推進金融監管改革，尤其是加強對評級機構的監管。

　　較量四

　　IMF改革：能不能落實承諾？

　　除了關注經濟復蘇外，新興和發展中國家更關注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特別是落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份額改革。在多倫多峰會上，他們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夠被傾聽。而在會前，已經有傳聞說，部分歐洲國家在增加新興國家投票份額的立場上有所后退。

　　“IMF的份額改革并非沒有難度。”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教授謝世清認為，“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其實并不愿意削減自己的投票權，不愿意喪失其話語權的優勢。比如，歐洲雖然認同放棄部分份額，但前提是美國也做出相應讓步。美國則決不會輕易放棄其享有的一票否決權。”

　　作為政府間國際金融組織，IMF是當今最重要的全球治理機構之一。但目前，IMF的份額分配沒有反映世界經濟的變化，導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不足，無法取得相應的話語權。以中國為例，目前在該組織中持有的投票權僅為3.7%，美國的投票權卻高達17%。

　　在去年匹茲堡峰會上，G20成員國就IMF配額調整達成一致，同意在2011年1月前完成調整，轉移至少5%的份額給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現在距離改革完成只有半年的時間，中國希望在多倫多峰會上能夠推動改革的進展。

　　“不過G20既然已經就這個問題做出了承諾，應該會繼續推進。”謝世清說，今年4月份世界銀行(WB)的投票權改革中，發達國家已稍微超額地兌現其承諾向發展中國家轉讓了3.13%投票權，這對IMF的投票權改革無疑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對于加強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英國駐華使館經濟參贊鄧肯表示支持。但他認為，IMF的份額問題不會成為多倫多峰會的主要議題，因為在今年11月首爾峰會上討論這個話題也不晚。

　　較量五

　　機制更迭：G20是否替代G8？

　　G20機制既包含發達國家也包含發展中國家，代表了全球GDP的85%，比G8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因此，2009年9月在美國匹茲堡的第三次峰會上，G20被正式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圍繞著G20是否將取代G8的爭論，也從此開始。

　　作為本次G20的主辦國，加拿大尤其熱衷于保留G8，并堅持在G20召開之前，G8先開一次會。這種安排開了先例，被解讀為，G20前八國集團協調立場，并提醒人們不要忘了G8。

　　中國學者王逸舟認為，有“強者俱樂部”之稱的八國集團，不會輕易放棄主導權。在很長一段時期內，G8和G20將是一個并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G20會逐漸向傘狀方向發展，形成更多層次的溝通機制，在議題上也會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趨勢。

　　英國駐華使館經濟參贊鄧肯則認為，G8主要關注的國際安全方面的問題，以及一些G8內部的問題，與G20的議題是有區別而不矛盾的。但所有有關財政、金融、貿易等實質性的經濟問題，還是要到G20上去討論。“明年法國即將舉行的G20峰會上，也許兩個峰會的融合程度會更高。也許G8會停止正式的會見，只是探討一些內部的話題，”鄧肯說。

　　盡管明年G8與G20會議的主辦國法國宣揚應逐步廢棄G8，但同時也提議，G8可以通過挑選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加入，將自身擴大為G13或G14，顯示出對G8體制的留戀。

　　G20是否將取代G8，爭論仍將繼續。(記者 劉一)

　　專家觀點

　　警惕“中國獨秀論”

　　在多倫多20國集團峰會召開前夕，西方政界、學界等又炮制出“中國獨秀論”，稱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中，歐美主要經濟體深陷泥淖，而中國經濟卻不降反升，相比之下可謂一枝獨秀，成為危機中的最大贏家。

　　其實，“中國獨秀論”并無多少新意，不過是“中國責任論”在當前世界經濟困頓形勢下的又一波反彈。通過媒體的放大效應，誘導公眾形成如下互為關聯的印象：一是中國在危機中獨善其身，只求自保；二是中國視他國疲弱之時為“上位”良機，乘此謀取競爭優勢；三是中國的“自利”行為成為當前動蕩不止、危機惡化的推手。鼓吹“中國獨秀論”者意欲借此在國際社會對中國形成輿論攻勢，向中國進一步施壓，迫使中國承擔起所謂“全球責任”，為某些西方國家政府因自身錯誤決策引發金融動蕩而導致的損失“買單”。

　　“中國獨秀論”缺乏基本的邏輯依據。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與世界在產業、貿易、金融、服務等方面相互依存度達到空前水平，可以說是榮損與共，怎么可能獨秀于林？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的壓力同樣給中國出口、就業等帶來巨大沖擊，中國已經并仍在為此付出巨大代價。據統計,一季度中國外貿順差為144.9億美元,同比減少近八成;3月份當月即出現逆差72.4億美元,為六年來首次。

　　事實上，中國從未規避自身的全球責任。中國已經成為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經濟體。面對此次金融危機及其所引發的經濟衰退，中國迅速出臺規模高達4萬億的刺激方案，為維持周邊乃至世界金融體系和經濟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在分攤聯合國經費、參與維和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等諸多領域，中國的負責任態度和行動也是有目共睹。

　　今后一段時期，冠以“中國獨秀論”等各種名義的“中國責任論”恐還將層出不窮。中國并不具備實力與能力去承擔西方所提出的某些“責任”，更何況其中有些要求完全違背中國所秉持的道義原則。拒絕浮夸，量力而行，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世界負責。(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王瑞彬)

　　記者手記

　　G20：從臨時創意到常態機制

　　“有那么多次的國際會議，這次與以往又能有什么不同呢？”這是本報記者2008年11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參與報道第一次G20峰會時，新聞中心里一位外國記者的感嘆。當時很多同行都認為，這只是二十國集團在特殊時期的一次“應急”會議，很少有人會想到，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G20峰會從一個松散的國際組織發展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

　　事實上，G20集團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就已創建，但此后便日漸式微，隨著時間的推移，出席G20會議的部長與官員的級別不斷下降。

　　這一情況在2008年華盛頓峰會上發生關鍵轉變。美國上屆總統布什任內的美國政府一直在努力物色一個可靠的會議集團，討論如何支持世界經濟。它選擇了本已存在、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20國集團。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使各國看到，僅靠代表最發達國家的八國集團(G8)，無法解決全球經濟失衡根本問題。在法國總統薩科齊的建議下，當年11月，包括美國和歐盟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以及中國、印度等主要新興經濟體的二十國集團，在華盛頓舉行了首次峰會。

　　雖然各方積極響應，但國際社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協調行動，還是個未知數。當時記者采訪的一位在華爾街工作的金融人士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都會提出自己的方案，這次峰會能找到一個令20國都滿意的方案嗎？

　　事實證明，華盛頓峰會后，國際社會在G20框架內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在遏制全球金融動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09年4月1日，G20第二次峰會在英國倫敦舉行，力求鞏固危機應對成果。這一年9月24日至25日，在美國匹茲堡的第三次峰會上，G20被正式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記者 劉一)

　　求同存異

　　各國應同舟共濟

　　“雖然核心訴求有差異，但各國應該在多倫多峰會上繼續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王逸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世界經濟還在恢復過程中，如果大家各走各路，只會一損俱損。

　　王逸舟教授認為，當前各國關注重點有所差異。美國希望保持持續的經濟復蘇勢頭，歐洲要防止債務危機的擴大蔓延，中國等新興國家則希望防止貿易保護主義滋生，要加強國際金融監管。“越是在經濟復蘇依然脆弱、不穩定的時候，大家越應該在一起商量、進行磨合。”

　　澳大利亞澳格里菲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托尼·馬肯告訴本報記者，G20成員國之間有分歧，主要是因為經濟表現不同，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程度也不同。新興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相對恢復得快；但在南歐國家，經濟有惡化的趨勢。

　　英國駐華使館經濟參贊鄧肯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并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總體上是團結一致的。“我相信在本次峰會結束后所有成員國能夠達成一個共同的文件，” 鄧肯說。

　　北大金融副教授謝世清對此也表示認同。他認為，每個國家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是很正常的。在這種情況下，各方更需要加強溝通，形成共識、協調處理。“G20標志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治理新時代的到來，各成員國應該求同存異，在分歧中積極尋求共識，”謝世清說。　　求同存異

　　各國應同舟共濟

　　“雖然核心訴求有差異，但各國應該在多倫多峰會上繼續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王逸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世界經濟還在恢復過程中，如果大家各走各路，只會一損俱損。

　　王逸舟教授認為，當前各國關注重點有所差異。美國希望保持持續的經濟復蘇勢頭，歐洲要防止債務危機的擴大蔓延，中國等新興國家則希望防止貿易保護主義滋生，要加強國際金融監管。“越是在經濟復蘇依然脆弱、不穩定的時候，大家越應該在一起商量、進行磨合。”

　　澳大利亞澳格里菲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托尼·馬肯告訴本報記者，G20成員國之間有分歧，主要是因為經濟表現不同，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程度也不同。新興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相對恢復得快；但在南歐國家，經濟有惡化的趨勢。

　　英國駐華使館經濟參贊鄧肯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并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總體上是團結一致的。“我相信在本次峰會結束后所有成員國能夠達成一個共同的文件，” 鄧肯說。

　　北大金融副教授謝世清對此也表示認同。他認為，每個國家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是很正常的。在這種情況下，各方更需要加強溝通，形成共識、協調處理。“G20標志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治理新時代的到來，各成員國應該求同存異，在分歧中積極尋求共識，”謝世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