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銀行高管薪酬之所以會成為匹茲堡峰會的主要議題之一，是因為金融高管薪酬曾是導致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限制金融高管薪酬，可以成為防止金融危機再次發生的重要手段。

　　在金融危機爆發一周年之際，匹茲堡金融峰會應該有很多事情可做，但歐美有關限制銀行高管薪酬的矛盾似乎“不可調和”，這個問題竟然成為歐美在匹茲堡峰會上的主要爭議之一，很值得深思。

　　第一，限制金融高管薪酬，反映了市場對這次金融危機代價的一個重要認識。在幾個月前召開的倫敦峰會上所取得的相關共識中就包括限制銀行家薪酬，但進展并不順利。在匹茲堡峰會前夕，有關限制銀行家薪酬問題再次成為歐美矛盾的焦點。9月17日，歐盟領導人要求美國在支持限制銀行高管薪酬方面有更好的表率。歐盟也要求二十國集團成員制訂“有法律效力”的條例，來規范銀行業的獎金發放；銀行業高管的獎金必須與長期業績掛鉤；對于違規銀行，必須在國家層面上對其進行制裁。這是歐盟迄今為止就此問題發出的最為明確的信號。

　　那么，為什么歐洲對銀行高管薪酬問題耿耿于懷，美國卻不那么熱心？其實，道理也比較簡單。因為，美國(主要是美國的金融從業者、尤其是金融高管)是金融創新和金融泡沫的最大受益者，雖然他們現在也“自食其果”，但最終給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機買單的卻是全世界(特別是歐洲)。因為，華爾街金融高管追逐暴利，是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限制金融高管薪酬被認為是防止金融危機再次發生的必要手段。

　　第二，金融高管薪酬是否會成為誘發新金融危機的動力？在遭遇金融危機后，從今年第一季度末開始，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似乎迎來了復蘇的“春天”，歐美股指漲幅平均在50%左右。同時，金融巨頭開始盈利和恢復“元氣”。截至二季度，歐美主要金融機構的經營業績得到進一步改善，尤其是美國四大銀行均獲巨額盈利，美國股市更是積極配合這些金融巨頭的復蘇，金融巨頭再次成了華爾街的寵兒。例如， AIG、房利美和房地美在8月分別上漲245%、233%和269%。股市的異常交易與損失慘重的金融機構及其手中仍持有巨量有毒資產相比，這些金融巨頭真的恢復元氣了，還是將“重埋”新一輪金融風險的隱患？因此，在金融業取得巨額盈利之后，如何抑制金融高管薪酬的沖動，防止金融高管薪酬成為制造新一輪金融泡沫的動力，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在當下市場環境下，限制金融高管薪酬可成為防止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國際金融危機一周年后，華爾街的“金融創新”步伐似乎并沒有停歇下來。例如，由于全美共有價值26萬億美元的人壽保單處于有效期，目前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正打算涉足人壽保險市場，通過將人壽保單“證券化”再撈一把。但是，在一個監管、透明度和消費者保護仍然不健全的情況下，如何控制潛在的金融風險？鑒于當今金融監管制度仍然不健全，限制金融高管薪酬，既可以防止金融高管的“金融創新”沖動，又可以成為抑制新金融泡沫和控制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四，限制金融高管薪酬對完善金融企業公司治理結構而言也是必要的。因為，銀行等金融機構存在著其收益與風險不對稱的情況，所有者(股東)有風險收益權和決策權但僅承擔與資本等額部分的風險，金融高管有實際的風險收益權和決策權卻承擔了更小的風險。因此，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結構目標，不能僅僅為了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有必須要實現股東利益與社會公眾利益之間的平衡，同時還要保持其傳統經營功能與風險管理功能之間的平衡。顯然，要做到這樣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很困難的。

　　因此，為了解決金融機構這種不相稱的風險與收益，世界各國普遍由金融監管當局來嚴格實施對金融機構的外部制約，包括對金融高管的監管。尤其在金融高管的收入與風險出現嚴重不匹配且很難真正匹配的情況下，限制金融高管薪酬就成為是金融監管的一部分。所以，與完善金融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一樣，限制金融高管薪酬是任重而道遠的。

　　從目前來看，匹茲堡金融峰會可能仍然無法消除歐美在有關限制銀行高管薪酬問題上的矛盾與分歧，但對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改革是必需的，也包括限制銀行家薪酬問題，這一點似已成共識。 (潘正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