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多數人的直覺出發，似乎都覺得雷曼應該被救。在知名財經網站近日進行的在線調查中，有近六成的網友都對“是否該救雷曼”的問題給出了肯定回答。

　　在那些回答應該救雷曼的受訪者中，可能會有不少迄今仍沒有著落的雷曼前雇員。不過，這似乎只是表面現象，在很多人看來，雷曼破產的可怕后果應該遠不限于此。

　　嚴重危機或可避免

　　有經濟學家曾經算過一筆賬，如果美國在去年9月選擇出手救雷曼，成本應該在60億美元左右；但如今，根據IMF的最新估計，這波全球金融危機的善后成本，迄今已接近12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經濟年產出的五分之一。

　　前美聯儲資深經濟學家、英國央行經濟顧問大衛·懷斯肯定地指出，讓雷曼破產是個錯誤！在接受上海證券報專訪時，懷斯談了他認為應該救雷曼的兩大理由：第一，在當時的情況下，市場想當然地認為，當局會拯救任何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大型金融機構，不可能任其破產。但最終，美聯儲救了貝爾斯登，卻任由雷曼破產，這讓市場非常困惑，大家都不知道哪些機構會被救，哪些不會，進而加重了市場的恐慌。

　　第二，當局在決定不救雷曼時并沒有搞清楚，AIG對雷曼兄弟的依賴程度有多高，很大程度上說，正是雷曼的破產導致了AIG的倒下。這主要受累于大規模的CDS(信用違約交換)投資。而要拯救AIG，當局付出的成本要遠遠高于救雷曼的成本。而如果救了雷曼，至少能為AIG爭取更多的時間來解決難題。

　　“如果雷曼被挽救，這場危機有可能避免，或者至少破壞性沒這么大。”有著20年投資經驗的研富(RCM)資產管理亞太區投資總監陳致強說。在他看來，如果雷曼不倒，市場可能會集中關注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上，而不是經濟體系的系統性危機方面。

　　美國當局別無他選？

　　在雷曼破產之后，全球股市經歷了又一輪令人瞠目結舌的暴跌，而主要發達經濟體也無一例外深陷戰后最嚴重的衰退之中。

　　此情此景下，“人們很容易會指責說，讓雷曼破產是一個錯誤。”高盛知名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向記者坦言，“但我認為，這可能也是因為當時別無他選。”奧尼爾指出，在雷曼之前，美國政府拯救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之后，但它們不可能一直不停地救每個要破產的機構。

　　“雷曼只是這場危機的一個受害者，而不是導火索。”安本資產管理公司亞洲策略師彼得·埃爾斯頓對記者說。不僅如此，他還認為，這恰恰是美國政府作出的一個明智決策。

　　埃爾斯頓指出，很明顯，雷曼前CEO福爾德沒有聽從警告，將雷曼引向了一條不歸路，根本不值得救。進一步說，這也是當局可以借以強化自由資本主義原則的很好機會之一，讓大家明白承擔過度風險會受到市場的懲罰。

　　知名華人投資家、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行政副總裁楊光也不認為，不救雷曼是美國決策者犯下的一個錯誤。“美國是一個自由市場，如果公司承擔了過大的風險就得付出代價，不能指望政府來救。一定要有自律。”在華爾街浸淫已久的楊光直言。

　　至于為什么單單雷曼沒有被救，各界有很多爭議。楊光認為，這也許是其他一些不重要的因素，又比如時機的問題，或者說雷曼雖大，但還沒有大到像AIG那樣。

　　紐約梅隆旗下牛頓投資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杰夫·芒羅對記者說，如果救雷曼，或許可以減輕這輪危機的沖擊，但這一舉動也會帶來副作用。“就像1998年LTCM公司被救時的情形一樣，這樣的援救很可能鼓勵更極端的冒險行為。”

　　錯誤不在破產本身

　　有意思的是，認為不救雷曼不是錯誤的人并不在少數。曾經在美聯儲任職摩根大通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費羅利也是其中之一。“我更愿意認為，這是決策者在過去幾年中的所作所為的后果之一。”費羅利說。

　　換句話說，即便讓雷曼破產并無過錯，但美國的決策者們卻不能否認它們在過去的很多年中所犯下的更大的錯誤。

　　“在一個周日的晚上(注：雷曼宣布破產是周一)，不管是美聯儲還是任何人都沒有權限來拯救雷曼，但是問題在于，沒有機構有權限來緊急施救，恰恰折射出國會在這方面立法的失敗。如果雷曼兄弟獲救，這場危機的破壞力會小一些。”費羅利說。

　　在楊光看來，真正的錯誤在于，在美聯儲的眼皮底下，讓美國的樓市泡沫形成這么長時間，這才是監管部門的最大錯誤。“到了最后，泡沫太大，牽扯面太廣，這時的(金融機構)破產當然對系統傷害非常大。”

　　高盛的奧尼爾則指出：“我認為，在雷曼破產的問題上，當局的確有錯，但錯可能并不在于沒有去救雷曼，而是在于讓雷曼以這種方式破產。”也有部分業內人士認為，救不救雷曼，不會改變這場危機的實質。安本的埃爾斯頓指出，對總個系統而言，雷曼的影響力還沒有到足以撼動全局的地步。“在我看來，危機的更大根源是缺乏金融監管和信貸的泛濫。”( 朱周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