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年一度的八國峰會在意大利拉奎拉開幕。圍繞金融危機尋求經濟復蘇之策將是本次峰會的重中之重，這也是金融危機爆發至今首次在八國峰會這個平臺上予以討論。比起之前已經取得不俗成果的二十國集團峰會、“金磚四國”峰會、聯合國高級別會議，八國峰會又將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

　　多元平臺交相輝映

　　為抗擊金融危機，迄今二十國集團(G20)、“金磚四國”及聯合國等都已開過相關會議，加上今天舉行的八國峰會(G8)，世界上重量級的組織和機制幾乎都在這場危機中“亮相”。對于這些既有差異又有交叉的議事平臺，如何看待它們之間的異同及各自發揮的獨特作用？

　　雖然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更適合在代表性較廣的G20框架下解決，“金磚四國”峰會也更能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呼聲，但鑒于G8的經濟地位以及新興經濟體的日益參與，夾在兩次G20峰會之間的此次八國峰會在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方面無疑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而對于此前召開的聯合國高級別會議，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任曉表示，由于成員眾多，眾口難調，“該平臺的作用更多地還是發出聲音、表達愿望”。

　　G8為何黯然失色

　　一次金融危機，多個平臺相繼討論，各平臺因成員不同，利益訴求不同，無意中也引發了外界對平臺間“孰輕孰重”、“誰長誰短”的議論。

　　在今年4月舉行的倫敦金融峰會上，G20與G8的力量消長曾引起熱議。6月，“金磚四國”首次召開峰會，關于其作用與地位的討論也鋪天蓋地。

　　G20光彩照人，“金磚四國”又嶄露頭角，在這些平臺中，G8顯得相對落寞。甚至有觀點認為，如今的G8正是因為“＋5(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才變得具有某種意義。

　　究其原因，與其說G20或“金磚四國”逐漸成為“新寵”，不如說是G8近些年的表現不盡如人意。從自身發展而言，一直以來，G8都被揶揄為“富人俱樂部”，而且已無法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真實情況，內部的利益分歧更使其難以同心協力應對危機。再從外部形勢變化來看，對于G8而言，從去年洞爺湖峰會至今國際形勢已風云突變。一來，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正侵蝕著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使其難以自保；二來，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興起，特別是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由于其受金融危機沖擊較小，可能率先走出危機，為世界經濟復蘇注入動力。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嵎生表示，G8已無力完全主導國際事務的發展，更無力單獨解決面臨的金融危機，“它們必須尋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具有代表性的發展中五大國的合作”。

　　雖說當下G8有點黯然失色，但國務院發展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員侯若石不認為這個平臺已經過時或者說將被G20所取代。他表示，“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依然沒變，不能將其在金融危機中一時出現的困境當成將來的一種常態。”

　　各展其長通力協作

　　正如世界各國以“同舟共濟”來表達共抗危機的信念，這同樣適用于G8、G20與“金磚四國”等現有的多個平臺。不過，平臺之間當如何形成合力、如何取長補短來走出經濟困境？

　　侯若石表示，各個平臺應該發揮各自所長，共同找到解決危機的方案。比如G8在金融監管領域富有經驗，可以提出一個適用全球金融產品的監管標準，拿到G20會議上商討。“金磚四國”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可以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設計一個路線圖，然后在其他平臺上進行研究。

　　不過，任曉提醒道，這幾個層次的平臺雖有共同利益———都希望美國經濟、世界經濟盡快復蘇，但也存在分歧，今后仍會相互影響、相互牽制。“比如G20倫敦峰會前，超主權儲備貨幣問題被提出，美國肯定將維護美元地位，而新興大國的立場則要改革現有的貨幣體系。”

　　另外不能忽略的是，上述平臺之間的合作實質上都涉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如何協調。為此，王嵎生指出，西方發達國家要同發展中國家建立真正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新型伙伴關系，“最主要的是在全球經濟治理和金融體制改革方面能否滿足發展中國家的三大基本訴求，即廣泛的代表性、平等性與實效性”。(楊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