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北京五環邊上買商品房，我存的這點錢也買不到5個平方，要在大城市安家談何容易！”20歲不到就從四川達州到北京打工的王軍說，自己外出打工快5年了，積蓄還不到5萬塊錢。

　　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也孕育了世界性的人口轉移難題——農民工問題。

　　時至今日，長期拖而未決的農民工問題以“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新提法，再次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2010年年初，中國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這是中共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這個詞。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說，一號文件提到的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為代表的新一代農民工，約有1億人。

　　從2009年年末到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從中共中央到廣大基層群眾，“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也成為中國社會破解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難題的新支點。

　　一億多人的新生代農民工，能否勾畫出城鄉統籌發展的新圖景，人們拭目以待。全國兩會即將開幕，前來報道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紛紛就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建言獻策。

　　“相對來說，這些人對農業不熟悉，同時，他們又特別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會，但從制度到心理到具體措施，我們都還沒有做好接納的準備。”陳錫文說。

　　2月27日，全國兩會前夕，溫家寶與網民在線交流時說，中國現代產業工人隊伍的主體已經是農民。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的農民工相比還有一些特殊的困難，要解決他們的困難，“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那些長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備一定條件的農民工融入城市”。

　　溫家寶總理的話，再次傳遞出中共中央對這個一億多人群體的高度關切。

　　“戶籍是問題的關鍵。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中的戶籍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住房、就業、社會保障、權益維護、子女入學等問題，都是新生代農民工必須面對的困難。”長期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林業科學院總工程師江香梅說。

　　面對一億多人的難題，人們已經看到希望。2009年12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透露出將“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的信號，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將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

　　事實上，居住證替代暫住證、取消農業戶口……伴隨各地一系列“新政”的推出，戶籍制度的“藩籬”正在逐漸松動，給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帶來了希望。

　　“如果戶籍問題解決了，那么其他相應的問題解決起來就相對容易了。”江香梅代表說。

　　小城鎮大戰略，一直在中國呼喊了多年，但是卻未見真正得到有力落實。而中小城鎮有望成為吸納農民工轉移的“橋頭堡”。兩會前夕，民進中央在一份題為《關于加大統籌力度，穩步推進中小城鎮建設的提案》中指出，基礎設施建設的水平低、資金嚴重不足，相對降低了轉移農民的相對穩定性，就業渠道狹窄也影響了農民向中小城鎮轉移。

　　民進中央在這份提案中建議，面對更加復雜的經濟環境和日益艱巨的發展任務，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成為城鄉統籌、推進工業化轉移、拉動國內市場、形成新的消費需求的重點突破口，應該穩步推進。

　　全國人大代表、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日前也撰文指出，從農民工的角度講，他們到城里打工，然后回到小城市居住和生活，既符合他們的進城愿望，也符合他們的收入水平。中小城市和縣城，將成為農民工城市生活的新家園。

　　一億多人的新生代農民工，事關重大。兩會前夕，民建中央在關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促使城鎮化協調發展的提案指出，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還不到50%，據有關專家估算，如果未來10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重能上升到三分之二，年均社會消費額將可以從目前的10萬億元增加到20萬億元，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可以維持20年；城市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新增投資需求6.6萬億元，能夠替代10萬億元出口。

　　郗杰英認為，懷有強烈“城市夢想”的新生代農民工向城市流動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他們將成為中國城市化的潛在人群和重要推動力量。此外，有知識、有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將為中國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強大的勞動力支撐。

　　縱觀中共中央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密集透露出的信號，一條以逐步放寬戶籍限制、吸納農民工進入城鎮，并以此進一步推動城鎮化、拉動經濟增長和依靠新生代農民工推動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發展脈絡逐漸清晰。（記者何宗渝、朱立毅、朱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