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8時49分報道，年輕、瘦削、隨意，步履匆匆，這是他推門而入時留給現場的第一印象。迅速作答、語速也很快，這是他侃侃而談時留給話筒對面的第二印象。他就是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對于把“經濟恢復”為第一要務的奧巴馬政府，蓋特納無疑是總統的第一助手。上任18個月之后，他因為第二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再次來到中國。

　　最新一期《新世紀周刊》推出封面文章——《專訪蓋特納》。他與中國的緣分很深，常常回憶著上世紀80年代他在北大的那段日子，這是不是透露出一種蓋特納式的外交方式呢？作為一個總是站在風雨前沿的經濟人物，蓋特納如何回應今天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自己家里正經歷著的前所未有的金融改革呢？中央臺記者柴華對《新世紀周刊》國際新聞部主任黃山進行了采訪。

　　柴華：蓋特納與中國的緣分早在30年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作為一個對中國了解頗深的美國政治家，他此行是如何表現自己的意圖的？或者說他是以一種怎樣的行為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

　　黃山：我覺得這次蓋特納來，主要還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我們知道就是在戰略經濟對話的第二天，他分別去了中共中央黨校，跟在座的30多位學員進行了交流。這其中他特別提到，上世紀80年代，也就是1981年的時候他在北京大學暑期學習漢語的時候，曾經在街上看到一位中國人，那個時候中國國門剛剛打開，當時國人對美國人非常好奇，他在天壇附近遇見一位國人上來跟他打招呼，問他從哪一國來，因為他當時在北大的宿舍，可以看到“打倒美國”的標語，所以蓋特納猶豫了一下，最后他還是告訴那位中國人“我是從美國來的”。結果令他出乎意料，我們的同胞跟蓋特納說，他說我覺得中國跟美國非常像，我們都很坦誠，都很開放，我們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在30年前，中美建交大門打開不久就出現了這樣一個現象，所以蓋特納無論跟中央黨校的學院進行座談，還是接受財經方面的采訪，他都強調這個故事。我想他通過這些比較小的細節，首先展示了中美之間盡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中美之間也存在相當多的共同點，這個共同點甚至可以追溯到30年前剛剛建交的時候。我覺得尤其在經過這30多年的發展之后，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各個城市的交流往來都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地步。所以我想蓋特納實際上做到了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效果，處處體現了一種人文交流的基本面到最高層次這樣一個全方位交流的格局。

　　柴華：目前歐洲正深陷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泥潭里難以自拔，此前有人提出這可能是美國的"陰謀"，蓋特納對此怎么看？

　　黃山：蓋特納在專訪過程中直截了當地說這個看法毫無根據，他說只是企圖將注意力從根本問題上引開。在蓋特納剛剛接受我們采訪以后，他趕往倫敦，與英國新任的財政大臣、歐洲央行行長以及德國財長進行見面，通過他跟我們的采訪講到，實際上沒有“美國的陰謀”這樣的看法。雖然美國對歐洲的同行批評，但是總體而言他還是希望美國在2008年的救市經驗能夠被他的歐洲同行所采納、美國的經驗，特別是蓋特納同他歐洲同行之間的交流，為歐洲在短短一周之內，從水槍變成火箭筒這樣的過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所以總體而言，現在任何國家不可能獨善其身，特別是歐美作為兩個最大的發達經濟體，歐美攜手，包括跟新興經濟體攜手應對危機是大勢所趨。所以蓋特納通過他剛剛結束中國的訪問馬上到歐洲去，總體對他們的看法持肯定態度，希望歐洲走的力度更大，措施更強。

　　柴華：用一句不知是否合適的話來形容，“蓋特納是一個總出現在危機關頭的經濟人物”，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他再度站到了風口浪尖之上，在他看來美國現在的金融改革，能拯救自己么？

　　黃山：實際上從他上世紀90年代在財政部期間，他就已經經歷了日本衰退的10年，墨西哥、俄羅斯以及21世紀初的高科技泡沫，到后來2008年的危機，今年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我們看到在很多時間他都是作為直接參與者和政治拍板者。作為這樣一個角色，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用“總處于金融危機的風頭浪尖這樣的人物“形容他非常貼切。至于談到他是否能夠拯救美國的金融改革，拯救自己，我們和他的對話過程當中，覺得蓋特納美國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金融的安排，總體是比較自信的。特別是我們看到作為蓋特納標志性的舉動，通過對美國十幾家大銀行的壓抑測試恢復了市場的信心。

　　在采訪中，蓋特納說“我們要在穩定、韌性與創新、競爭之間尋找平衡，過去是失衡的，危機產生這么大的破壞力，改革的基本策略是確立一個更有韌性的系統，有更厚的沖擊緩沖層。美國這種經濟數據雖然是喜憂參半，但總體上來說，相對于歐元區或者其他的發達經濟體，美國的復蘇相對而言走在比較正確的軌道上來，未來的路也很長。”我相信這是他作為財長，至少在本屆奧巴馬政府任內他面臨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如何讓美國能夠繼續在穩健的、可持續的、復蘇的道路上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