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變中國——專訪“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獲得者厲以寧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楊眉/北京報道

　　厲以寧又獲獎了——“2009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與以往獲得的數不清的獎項相比，這一網友口中的“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僅有高達50萬元的獎金(目前國內社科類最高獎金)，更是首次對“厲股份”給予了最高的權威性學術認定。

　　11月22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堂報告廳舉行的頒獎現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賀詞。他說，厲老師在25年前接受了他這個學生，現在，厲老師在80華誕時獲得這一被譽為“中國社科界最受重視、含金量最重的獎項”，“我為我的老師獲得這個獎而感到高興、自豪，我要向他表示祝賀，表示敬意。”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由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等五家單位主辦組織。厲先生這次是憑借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在158票中以84票贊成高票獲獎。據介紹，該獎項以經濟理論貢獻為根本標準，主要獎勵已經實踐檢驗的關于中國經濟的重大經濟理論；每次獎項只獎勵一個經濟理論。

　　顯然，一個“厲股份”、一個“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遠不能概括厲先生對中國改革開放這一偉大歷史進程所做出的特殊貢獻：他的敢為人先的大膽創新和顛覆性思想，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政策依據；他的不畏世俗的學者氣魄和警世性言論，對于打上計劃經濟時代烙印的國人，不斷帶來激蕩心靈的沖擊和挑戰。

　　“我只有四個學術成就”

　　對厲先生的專訪，安排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下稱“光華”)新辦公大樓。

　　和中國大多數的高校建筑不同，光華的新樓現代、氣派，并充滿藝術感。新樓東門南北兩側相對而立的兩尊雕塑——逾三米高、全身裸露的蒙古壯漢與張嘴露齒的老子雕像，在2008年10月剛展出時曾引發外界很大爭議。這一驚世之舉也讓公眾從一個側面看到了光華的前衛、另類。

　　前衛、另類的風格，并未影響光華的學術權威，很多官員和企業家都將光華推崇為“國內MBA首選”，而“我是厲以寧的學生”早已成為一種招牌式的自我介紹用語。

　　作為創始人和首任院長，厲以寧的樸素外表和穩健風格，似乎與光華的現代、前衛一點都不沾邊；但是，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形象背后，厲以寧深藏不露的是其骨子里的改革基因和叛逆精神。從1994年創辦光華，到2005年4月以名譽院長身份退居幕后，厲以寧10年間創造了中國MBA的一個傳奇。

　　當《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光華的新樓門前，等到攜夫人一同從奧迪轎車內走出來的厲以寧時，看到的是一位衣著樸素、動作舒緩、表情淡然，但目光堅定甚至充滿威嚴的一位中國老人。他在下車和經過大樓自動大門時，對身邊夫人的不著痕跡的關切和關照，則勾勒出一位典型的中國好男人。

　　不過，當記者隨厲先生走進位于光華新樓內特別為他保留的“名譽院長”辦公室后，看到的是一個思維敏捷、思路清晰、思想活躍，敢怒敢言、毫無怨言、笑看風云的改革派人物。

　　由于身兼北大教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等多個職務，還要參加各種論壇、深入一線調研等，現在的厲以寧很少有時間享用光華為他準備的寬敞明亮的“名譽院長辦公室”。

　　與很多明星式經濟學家不同，厲以寧不善于或不屑于寒暄客套，甚至有些不拘言笑。當問清記者的采訪意圖后，他便像講課一樣，開始了一場講授與聆聽式的新聞采訪。

　　他說，自1979年開始，他的研究方向作了巨大改變：從之前的經濟學史轉到了社會主義現實問題，特別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問題。“改革開放30年過程中，我認為自己只有四個學術成就。”厲以寧略作沉思后對記者說。

　　“第一個貢獻，股份制。”提出中國的改革應該以所有制改革為主線，因為要建立市場經濟，必須先有市場主體，而原有的國有企業不是市場主體。怎么改造呢？用股份制。因為股份制是產權清晰、明確的。“但當初在1980提出的時候，受到了好多人的質疑，后來還批判。但我一直堅持，到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逐漸就受到肯定了。到中共十五大，確定了股份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一條道路。”他的股份制理論，還包括開辟證券市場，他當時是全國人大“證券法起草小組”組長。

　　“第二個貢獻，就業問題。”當時他提出就業優先、兼顧國家穩定，“因為中國經濟的特點是怕冷不怕熱，稍微熱一點沒有太大問題，經濟只要一冷，失業問題一出來，社會就亂了。”但這個觀點提出來后，他卻被罵，他的觀點也被歪曲為“通脹無害論”。“一直到了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以后，中央政策才接受我的觀點，改成積極就業政策，提出就業優先。”

　　“第三個貢獻，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他說，民營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迅速發展。2003年，他帶了政協經濟委員會的調查組，在一些省市做了調查后，給中央寫了報告。“這個報告送到國務院，溫總理當天就批了，要求促成一個統一的政策，這個政策就是‘非公經濟三十六條’。”

　　“第四個貢獻，提出了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他特別強調說，城鄉二元體制不是城鄉二元結構，現在老說是城鄉二元結構，二元結構從古代就有，但沒有城鄉二元體制。“如電視劇《闖關東》，當時就有二元結構，但沒二元體制。山東農民到了東北，愿意下鄉就買地、種地，愿意到城里就在城里開廠、開店。從城里搬到農村、從農村搬到城里，都很自由。”

　　“后來出現城鄉二元體制，1958年是關鍵，戶口一分為二，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分開，城鄉就隔離起來了。1979年安徽小崗村搞承包制，但它沒有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它是在承認城鄉二元體制的前提下搞的。”

　　談及因此出現的農民工問題，厲以寧表現得非常激動：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農民工。什么叫“農民工”？“農民”是他的身份，“工人”是他的職業。近代上海發展工業的時候，第一批近代工廠的工人都是農民，但只要一進廠他就是上海人了，家屬就來了，孩子就在上海上學了，沒什么區別。

　　“農民工問題必須破除。怎么破除？土地要流轉，宅基地要置換，社會保障要統籌。”厲以寧對記者分析說，計劃經濟有兩大支柱，一是國有經濟體制，二是城鄉二元體制。前一個已被破除，但后一個至今沒動。

　　“對于誤解、謠言和指責，一笑而過”

　　厲以寧是中國財經記者們最想采訪的經濟學家和名人，他的每一次亮相、每一次發言、每一個觀點，都會成為財經媒體的頭版頭條。但他在家喻戶曉、備受關注的同時，又充滿爭議、招惹是非：很多人贊揚他擁有學者的傲骨，直言不諱、針砭時弊、觀點鮮明、言論犀利，也有人質疑他作為精英經濟學家，誤導大眾，甚至說他為利益集團代言。

　　對此，厲以寧坦然一笑：“任何經濟學家都不可能是先知先覺者，必須跟著實踐走。我最初提出在中國實行股份制也只是一個假設，只有經過實踐檢驗后才慢慢成為真正的理論。” “但提出假設也不容易，我的研究大都來自實踐。這30年，除了西藏以外，其他省份我都到過。”

　　有意思的是，他的四個學術貢獻，幾乎最初都遭受過炮轟。其中，獲得“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股份制理論，遭受非議時間最長，被公開批判是私有化的代表。就業優先理論，則被扣上“通脹無害論”的“帽子”遭批判。“其實我沒有講通脹無害，我只是說失業比通脹更可怕。但被歪曲了，連某位大領導也到處罵我，但我堅持這個觀點。因為中國和西歐是不一樣的，西歐工業化200年了，其農村勞動力早已釋放完了。但中國不一樣，不僅有勞動力的增量，還有勞動力存量的轉移，就業增長率下來是不行的。”

　　他說，被媒體歪曲報道的還有很多，如厲以寧說 “中國的貧富差別還不夠大、越大越好”、厲以寧說“取消所有的福利”等等。“有人還給我偽造了博客，我根本就沒博客，我家里計算機都沒有。”

　　談及這些被誤解，歷先生不自覺的笑了起來，說他從沒有因此覺得“委屈”：“這些東西都經不起歷史考驗，要是我整天為這種事情煩，那就別生活了。以前遭的罪還少么，文革時被勞改、批斗、抄家，但回頭一看都一笑置之。”

　　對于有人拿他跟其他經濟學家對比，他回答很干脆：“不予評價，，我從來不跟人家爭論的，你幾時看見厲以寧和誰論戰了？我就談我的觀點。”

　　盡管已是國內頂尖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并沒有像現在的一些明星學者那樣成立個人工作室，更沒有讓他人代為執筆的習慣。“我的所有書稿都是我自己整理，所有稿子都是我自己手寫的。”

　　他說他現在還有很多書要寫，但還沒寫出來，因為要忙于研究很多現實問題。“《資本主義起源》出版了，《羅馬拜占庭經濟史》出版了，都是好幾十萬字。但《西歐經濟史研究》、《工業化和制度調整》等，我堆了多年的筆記本、講稿，早都應該把它們整理出來了，不然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