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特約評論員 葛豐

　　12月13日，一代經濟學泰斗保羅·安東尼·薩繆爾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在其麻省家中逝世，享年94歲。

　　薩繆爾森一生著述無數、桃李無數、桂冠無數，身后哀榮備至、盛譽沓來自然不在話下。只不過，如果一定要用一條精簡的評語論定其身份，相較之下最達意者莫若薩氏自評——“經濟學的最后一個通才”。

　　薩繆爾森與經濟學

　　1931年9月2日，這是當時年僅15歲的薩繆爾森入讀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日子，凡此以后，自稱“為經濟學而生”的薩氏自說自話地將自己的生日“定”在了這天。

　　出生經濟學世家的薩繆爾森自然不會止步于“為經濟學而生”，很大程度上，他也的確做到了自我期許的“經濟學為我而生”。至于其成就，僅縈縈大者即包括：他將數學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幫助經濟困境中上臺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減稅方案”，并且寫出了一部被數百萬大學生奉為經典的《經濟學》教科書。

　　舉凡中國士人的追求，按其進階不難概括為立功、立言、立德。對此，身為猶太裔美國人的薩繆爾森想必不知所云，不過無心插柳之下，一生功業(yè)倒也冥冥中接近了東方智慧的圓滿。

　　此處撇開人言人殊的德業(yè)不談，薩繆爾森的學養(yǎng)改變了經濟學發(fā)展的方向，所以也就改變了人類觀察、分析、解釋、控制經濟現象乃至社會現象的方法與手段。由此，只要身在真正尊崇德(指民主)、賽(指科學)兩先生的環(huán)境中，薩氏自有從者依其經濟學成果建功立業(yè)。

　　當然，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一生浸淫其中的薩繆爾森不可能如發(fā)現三大力學定律的牛頓那樣膺服四海，更不可能如教會神職人員那樣永遠正確。在其治學生涯，起碼有米爾頓·弗里德曼始終不遺余力與其論爭。及至實際操作層面，薩氏更是無論在為《金融時報》撰寫經濟預測，還是在為美國總統擔任經濟顧問的經歷中，都曾留下過甚為難堪的記錄。

　　并不以自謙為美德的薩繆爾森對于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局限性了然于心。上世紀70年代初，正值薩氏因成為美國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而聲名最隆之時，他卻為了石油危機引發(fā)全球經濟衰退而直陳不諱：“我們都不像傳說中的魔法師那樣，能夠解決目前的問題。這一事實是混合經濟的一大污點，也是對我這一代經濟學家可悲的責難。”

　　這種責難不可能從本質上被消滅。2008年，面對又一波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這次輪到耄耋之年的薩繆爾森得意洋洋，而其老對手——同樣偉大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則只能在天堂里忍受論敵發(fā)出的揶揄：“今天，我們見識了米爾頓認為的一個市場能夠調節(jié)它自身的觀點到底有多么的錯誤。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著，這樣他就能夠見證他自己觀念中的極端主義是如何導致自身的失敗的。”

　　也許正是因為事功的歷史相對性，慣以不變應萬變的中國人才把立言放置到了立功的上位。而這種價值判斷起碼在如何衡量薩繆爾森一生業(yè)績的問題上堪可一用。結論就是，多少年之后，幾乎不難肯定，薩繆爾森的學說中可以用以指導實踐的成分比之今日不會更多只會更少，但是，因為薩繆爾森的學說而啟蒙的經濟學人則必定會比今日更多、更好地經世濟民。

　　這也正是為什么僅就學術而論算不上薩繆爾森最具創(chuàng)造力的專著《經濟學》，反而成為了薩氏一生最為厚重的人生豐碑的原因所在。1948年以來，這部可能只適用于初學者的經濟學入門教材已經發(fā)行至第19版，并且用四十多種語言行銷全球逾400萬冊。

　　薩繆爾森的同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院前院長詹姆斯·波特巴曾說，“在許多大學校園，學習經濟學實際上就等同于學習薩繆爾森寫的教科書”，而作為受其恩澤的后輩學人中的佼佼者，如諾獎得主勞倫斯·克雷、保羅·克魯格曼、約瑟夫·斯蒂格利茲，以及美聯儲現任主席本·伯南克等，他們代表、并且還將薪火相傳的薩氏門徒，無疑已經、正在并且還將在知和行兩個維度上，一體永葆業(yè)師不老。

　　薩繆爾森與中國

　　不同于學術對手弗里德曼，薩繆爾森一生從未踏足中國。當然，這沒有關系，學術沒有國界，薩氏門徒如今早已遍布華夏。

　　如果不是因為老邁年高，如今的中國對于自命為中間道路經濟學家的薩繆爾森來說本應成為其著眼的重點，畢竟，在他八十多歲談到中國時還說過，“擁有12億人口的中國，正在從一種命令式的計劃經濟發(fā)展成為一種混合的市場經濟”——請注意，“混合”這個看似平常的定語對于本質上屬于凱恩斯信徒的薩繆爾森來說意義重大，因為在他看來，“純粹的資本主義只是在上世紀20年代的美國才能找到，現在，它成了一個已經滅絕的物種”。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歷史就是如此吊詭。中國這個馬上就要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混合經濟體，即便在她最終下定決心與市場經濟實行“混合”時，混合經濟的倡導人薩繆爾森對其而言不過還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學術掮客而已。

　　“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這一標準，我們必須對這本書的理論體系持否定的態(tài)度。此外，考慮到我國的國情，我們也必須如此。……如果不對美化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論體系加以否定，那就會在我國造成意識形態(tài)的混亂狀態(tài)，其后果是非常嚴重的。”

　　今天年輕的讀者恐怕難以想象，如此嚴厲的批駁遲至1991年9月，竟然還在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第12版中譯本“譯者序”中義正詞嚴地宣告。盡管1979年時，中國本土經濟學家董輔礽即已公開呼吁，“過去，我們從蘇聯學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完全相適’的理論，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更不用說，4個月之后的1992年初，鄧小平即在南巡講話中一力掃除了姓“資”姓“社”的糾葛。

　　但這確實就是中國的今天所脫胎的昨天。作家余華認為，一個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經歷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活40年就足夠了。的確如此，短短十幾年過后，那個原本被認為“會在我國造成嚴重后果”的薩繆爾森一躍成為了眾生景仰的宗師，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難道這就是所謂“中國奇跡”的神奇之處？在今天，隨便走近街頭巷尾雜亂堆著盜版書籍的三輪車，就會發(fā)現這些堪稱最具權威的暢銷書榜中，赫然并列著郭敬明和薩繆爾森的長大作，難道這就是今天的中國真心皈依市場經濟的內在表現？再或者，中國東部沿海那些動輒要求工人連續(xù)工作十二個小時的“世界工廠”既為老板也為國家創(chuàng)富的過程，難道就是因為感召于“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

　　因為上述疑問的存在，一代宗師薩繆爾森去則去矣，但其身后，需要后輩學人，尤其是中國本土經濟學人超越乃師的學術、乃至思想課題太多太多。猶記弗里德曼去世時，薩繆爾森稱贊他“改變了經濟學家這一職業(yè)的構造和思想意識，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遠”，現在，該輪到薩繆爾森的學徒們，展示他們真正改變了的、配得起逝者耕耘一生的才華與辛勤的、經濟學的職業(yè)構造和思想意識了。而中國，也許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并且更適合，經濟學之花爛漫競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