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步入金融危機后第二個年頭，全球貿易紛爭此起彼伏，有人把責任歸咎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在經濟衰退時的無所作為。質疑者感慨：IMF不僅沒對金融危機進行預警，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了危機“劊子手”和“幫兇”。若再不改革，等待IMF和WTO的只能是消亡。伴隨著新興國家崛起，IMF計劃對管理層進行調整，這并不是簡單的輪替，而是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

　　朱民任職坊間瘋傳

　　有關中國銀行副行長朱民即將擔任IMF副總裁一職的傳言早在10月中旬就在中外媒體中炸開了鍋。雖然傳聞10月20日暫時被朱民確認出任中國央行副行長壓下，但很多人還是“不死心”，認為這是他走向IMF副總裁的過渡。此話也許有一定道理，因為IMF理事會一般只接納各國財政部長或中央銀行行長。

　　上周六的G20財長會議上，IMF總裁卡恩在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證實，該機構確實正在與中國政府談論人事問題，但究竟誰將是最后的“中方代表”仍是懸疑。卡恩的言論一經報道，11月8日，關于朱民出任IMF副總的傳聞又有模有樣出現在媒體上。

　　朱民也許真是不二人選。他不僅擁有海外留學背景和國際視野，熟悉現任美國總統的智囊團隊，還在中國最具國際化的商業銀行工作多年，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頗有造詣。綜合各方能力，朱民是外派IMF的合適人選之一。

　　今年9月在美國匹茲堡召開的G20第三次金融峰會上，與會者承諾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的份額至5%以上，這意味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方的投票權比例由57∶43調整到52∶48，接近對等。紐約和東京在IMF的光環隨著金融危機的發展而漸漸淡化。西方媒體分析認為，中國將是份額調整后的最大贏家，會超過英法成為IMF投票權的第四大國，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無論副總裁最終人選是否是朱民，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在增加，在國際金融界的地位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IMF更需要“朱民”

　　有人把IMF的管理層比作是普通公司的董事會，他們主要負責政策合作與協調，特別是在制訂中期戰略方面充分發揮作用。IMF有24個國家的代表出任執行董事，執行董事每兩年選舉一次；總裁由董事會推選，任期5年，可連任，另外還有3名副總裁職位。至今尚無中國人在IMF擔任過高層職務，目前3名副總裁也是人員齊全。他們分別是美國人約翰·利普斯基、巴西人穆里洛·波圖加爾和日本的加藤隆俊，而加藤隆俊任職最久，自2004年2月以來一直擔任副總裁一職，其他兩位副總裁均在2006年上任。副總裁加入一個中國人，替代誰，這仍是懸疑。

　　雖然IMF很支持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讓至少5%的表決權，但是誰也不肯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

　　中國決定購買不超過500億美元IMF債權的同時，歐盟國家宣布，對IMF的增資規模將從原先承諾的1000億美元增至1750億美元，大大超出美國和日本承諾的1000億美元。此舉被解讀為，歐盟想在IMF表決權調整過程中爭取主動，以免權力被稀釋。

　　日本也從不甘心，今年2月中旬不顧本國經濟困境，依然決定向IMF注資，外界評論這一動機并不單純。

　　危機前，IMF的投票權主要掌握在美國、歐盟和日本手中。當曾經的“出資”大國陷入財政赤字困境，IMF為了自保，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在第一副總裁的挑選問題上，IMF面臨的是“向東走還是向西走”的抉擇。還未走遠的經濟危機也許會幫助IMF做最后的選擇題。其實，經過金融危機洗禮的IMF，早已不再唯“美”是從。(本報記者 王麗穎　　編譯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