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番禺區(qū)某單位領導孟尋以為部下雷鳴(均為化名)炒股勝算大，便將18萬元交給雷鳴炒股。但幾經(jīng)股市跌宕，有9.46萬元蒸發(fā)了。孟尋認為，巨額虧損是雷鳴擅自買賣股票，且沒有將相關情況及時報告給他造成的，遂將雷鳴訴至法院索賠。記者昨日從番禺區(qū)法院獲悉，孟尋的訴訟在法院一審、二審中都未獲支持。法官表示，雷鳴系無償代理孟尋炒股，不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情形，故不用對孟尋的損失賠償。

　　孟尋和雷鳴皆生于1959年，同在一個單位上班，孟尋是雷鳴的領導。經(jīng)審理查明，自2003年11月6日至2004年6月，孟尋為買賣股票先后11次向雷鳴的股票賬戶投入18萬元。雙方約定，由雷鳴提出建議，按照孟尋的決定進行操作。緊急情況下，可由雷鳴先行處理。2006年5月，雷鳴按照孟尋的要求，將以上資金購買的股票賣出，并將所得款項8.54萬元返還給孟尋。

　　孟尋認為，他發(fā)出買賣股票指示，是以雷鳴提出建議為前提的。兩年多時間內(nèi)，雷鳴擅購股票從未向他提任何建議，導致他對買賣股票一概不知。資金一直放在雷鳴自己的賬戶內(nèi)，他根本不知道股票盈虧情況。他一直要求雷鳴匯報，但雷鳴從未匯報過，直到2006年4月才提供購買股票虧損情況和歸還托款清單。

　　雷鳴辯稱，孟尋確實委托了他炒股，雙方當時約定特殊情況下他可以先行處理。實際操作中，他基本是按孟尋的意思操作的。基于孟尋的利益，他也有獨立決定操作的情況，但事后都會告知孟尋。事實上，孟尋一直知道股票虧損情況。

　　一審法院番禺法院認為，雙方之間形成委托合同關系合法有效，雙方應承受相應的權(quán)利、義務。此案中，孟尋的授權(quán)屬于命令性指示，孟尋請求雷鳴返還9.46萬元，實際是要求雷鳴賠償股票買賣損失9.46萬元。

　　可是，兩年多的時間里，孟尋完全可以了解資金是否已用于買賣股票以及盈虧的情況。孟尋既未向雷鳴發(fā)出任何指示，也未要求雷鳴返還該筆資金，更未制止雷鳴代為買賣股票。這說明，孟尋實際上是將按指示買賣股票的授權(quán)，改為全權(quán)委托雷鳴獨立進行股票買賣，即是任意性指示的授權(quán)。

　　該案中，根據(jù)相關證據(jù)認定，雷鳴系無償代理孟尋的炒股，雷鳴是否應當賠償取決于雷鳴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無證據(jù)證實損失是因雷鳴的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的，買賣股票的后果自應由孟尋承擔。雷鳴已將投入資金的余額返還給孟尋，已經(jīng)完成了孟尋的委托事務。雙方之間的委托合同已履行完畢。故駁回孟尋的訴訟請求。

　　終審法院廣州市中院同樣認可雙方形成的委托合同關系，并認為孟尋稱從未向雷鳴發(fā)出買賣指示，雷鳴超越代理權(quán)限，擅自買賣股票的說法不能成立。

　　市中院認為，買賣股票是一種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股票價格決定著投資的盈虧，故投資人一般較為關注股價變化及收益情況。其次，孟尋多次向雷鳴追加資金表明，其投資股票的意愿強烈，且對當時的股票市場有所了解，認為加大投資可獲得更多的收益。基于該事實，孟尋稱雷鳴沒有向他提出投資建議，以及他沒有指示雷鳴買賣股票，均不合情理。

　　市中院還認為，孟尋是雷鳴的領導，雷鳴并非有償為孟尋買賣股票，若雷鳴置股市風險于不顧擅自買賣股票，顯然有違常理。何況雷鳴能就其代買賣股票的情況一一作出說明，且解釋合理。綜合以上理由，法院采信雷鳴的抗辯，認定孟尋對買賣股票的行為知情，且當時沒有異議。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記者胡利 通訊員番法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