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可謂富豪“多事之秋”。從年初到年末，先后有顧雛軍、張榮坤、唐萬新等人被司法終裁獲罪入獄。這些商界奇才，無一例外地都位列過福布斯與胡潤富豪榜單。

　　“問題富豪”頻出，大概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生活中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由此也引發社會各界對這一現象的深度探究。

　　“問題富豪”多“后生”

　　富豪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新興階層。盡管人數不多，擁有的資產也難與比爾·蓋茨、巴菲特那樣的西方豪強匹敵，但其天文數字般的身價仍是絕大多數國人不可望也不可及的。對于中國百姓，這個階層的面紗卻是西方人為我們揭開的。1999年，當《福布斯》雜志首次公布中國大陸100富豪排行榜時，排名前50位的富豪人均資產僅600萬美元,但這足已令國人咂舌。到了2003年，前50名富豪的人均資產已經躍升到16.8億元。富豪們的財富積累之快數額之巨，令人驚嘆。

　　2003年之后的中國富豪榜單有一個鮮明的特征是上榜富豪多為“后生”，位列首富的平均年齡在40歲左右。看看下面這個榜單還可發現另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落馬的“問題富豪”也都是些“可畏后生”。

　　沈陽歐亞實業公司董事長楊斌事發時39歲，因非法占地、虛假出資、合同詐騙等6項罪名被判刑18年。曾以身價9億美元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

　　上海農凱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正毅事發時42歲，2003年因涉嫌虛報注冊資本罪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而獲刑3年。2007年又因單位行賄罪、對企業人員行賄罪、行賄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和挪用資金罪，數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周曾以5.5億美元名列胡潤中國富豪榜。

　　新疆德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唐萬新事發時40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涉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被提起公訴。這位人稱“中國股市第一牛莊”的人制造了建國以來非法操縱證券第一大案，涉案者上千人，影響波及全國。唐曾以19億元人民幣身價名列財富中國富豪榜。

　　上海福禧投資、沸點投資總裁張榮坤事發時35歲，因單位行賄罪、對公司人員行賄罪、操縱證券市場罪、欺詐發行債券罪和抽逃出資罪，五罪并罰，獲刑19年。張曾以49億元人民幣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

　　南京斯威特集團董事長嚴曉群事發時42歲，因涉嫌違規操縱證券占用上市公司資金而敗露。嚴曾在2004年和2005年連續名列福布斯和胡潤中國富豪榜。

　　“問題富豪”多后生，這是中國民營企業家陣營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法學專家李克杰指出，這個現象讓人想起那些“被慣壞的孩子”。年輕而富有的“問題富豪”的確像被慣壞了的孩子，任性而無理。財富不是罪過，年輕也不是罪過。但當財富積累到相當程度時，這些被官員溺愛、被貪官縱容的孩子們必然飛揚跋扈、為所欲為、不擇手段，最終葬送自己。

　　“問題富豪”多有膨脹野心

　　“問題富豪”在問題敗露之前，其成長經歷的共通之處也耐人尋味。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暴富”，且無一例外地充滿永不滿足的財富欲望與野心。

　　曾經紅極一時的“中國首富”、南德集團創始人牟其中就曾以“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作為人生格言。他在狂騙大半個中國后，在2000年因“信用證詐騙罪”獲無期徒刑，并剝奪政治權力終身；2003年9月，牟被改判為有期徒刑18年。保住了命，也燃起他重新實施他的“烏托邦計劃”的希望。開發西伯利亞、喜馬拉雅耕云播雨工程，這些在常人看來“天方夜譚”的項目在牟其中眼里就是“小菜兒”。理想堅定而不輕言放棄——這也是許多“問題富豪”讓人“嘆服”之處。

　　“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這是唐萬新信奉的哲學。還在其事業的起步階段，唐萬新就對媒體說：“我就是想當民族英雄！”希望成就自己“中國股神”的美名。他在2003年獲選中國百富榜之后豪言“再有3到5年，德隆將進入世界500強”。但話音剛落便被捕入獄。在審判庭上，唐萬新對法官說：“只要保我一條命，十年以后出來我還是一條好漢！”顯示出財富梟雄的無限欲望。

　　“問題富豪”的壯志雄心之所以被人視作勃勃野心，是因為他們在欲望不斷勃發、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膽子也越來越大。為了追逐財富，他們可以突破政策、法律、社會責任、公共道德、公眾利益的“紅線”，以他人的血營養自己的財富王國。

　　中國“問題富豪”的野蠻生長方式并不典型，而是普遍。記者粗略統計發現，在改革開放初期暴富的“問題富豪”們還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文化程度不高。2004年之前上榜福布斯的“問題富豪”七成以上出身農民，只有初中文化。有人用“無知者無畏”形容他們的發家史。這些天生的特質，也促使他們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敢于冒險，迅速打通財富之門。歷數落馬的“問題富豪”，都可看到“鋌而走險”不惜以身試法者。唐萬新從小小彩印店起步做出了“股票大王”；周正毅從賣餛飩起家做成上海首富……這些“問題富豪”出道時都是一貧如洗，卻在極短的時間完成了國外資本家需要幾十年打拼才可能完成的原始積累。

　　在歷年的中國百富榜中，“無知無畏”的“問題富豪”與“知本家”型的富豪形成有趣的對壘。前者多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商品流通業、建筑業、地產開發業。后者多從事高技術含量的網絡、IT制造。高學歷的富豪們之所以能“守身如玉”，恐怕還在于自身學識與修養的修煉、對政策法規的學習與了解以及社會責任意識，遠勝于那些沒有文化的“土豪”。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華民就此分析指出：“中國富豪們短時間積累數十億、上百億的資產，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的，這里面必然同時包含著合法和不合法的，正當和不正當的手段。”

　　“問題富豪”挑戰廉政法度

　　分析“問題富豪”們的牢獄之變，你會發現，幾乎所有的“問題富豪”的背后都相伴著“問題官員”。每有富豪翻船，必有官員落馬。“問題富豪+問題官員=貪腐案件”，幾成商場與官場生態“方程式”。

　　解析這個“方程式”，你會得出不變的答案，即權力部門的貪腐分子與“問題富豪”結成的利益同盟。權錢交易，權利尋租，正在嚴重侵蝕國家經濟與政治肌體。在許多地方，政府官員已成富豪們看家護院的兵丁，他們在共同利益誘惑下，掠奪式地積累財富，膽大妄為到了令人膽寒的地步。巨貪楊秀珠在任溫州市副市長、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期間，廉價批租土地，收受富豪賄賂數千萬之巨。王寶森、胡長清、成克杰、李嘉廷、陳良宇……一個個貪官都聯系一長串利益鏈，成為“問題富豪”滋生的營養鏈。 與貪腐官員的結盟，令“問題富豪”的財富渾身流淌著國家和民眾利益的血。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曹錦清援引一份統計資料說，問題官員權力尋租，“問題富豪”租賃權力，買賣雙方吃掉了本該屬于公眾的利益。這一點在土地出讓中表現尤其突出。土地批租的不規范、不透明和不公開隱藏著大量的錢權交易。房地產業既是“富豪加工場”，也是“問題官員的刑場”。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估算，近年來，土地征用過程中國家損失的收益數以千億計。這些巨額資產落入誰的腰包？“問題富豪”頻頻落馬已經給出了答案。

　　貪官們臺上喊著“主義”，臺下做著“生意”。“問題富豪”們則坐擁“權貴資本”。今天，你能找出一個從未與貪官結盟的“問題富豪”嗎？不能！他們在租賃權力的過程中，讓大批官員加入利益同盟，以使非法手段合法化、安全化。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中國經濟轉型期。富豪們抓住了國家在制度設計上的缺陷，鉆了法律上的漏洞，看破了一些官員貪戀財色的本性，于是，他們開始了與政策法規的博弈，且從不按常理出牌。而財富的迅速增加也使他們下更大的“賭注”，押寶式地拿下一個個官員。

　　“問題富豪”一直在挑戰廉政監管與國家法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員趙曉說，如果不從根本上強化對官員的監管制度，要減少“問題富豪”的產生是不可能的。趙曉主張，至少應當對一些主要環節進行制度上的改革，比如建立規范的土地交易制度，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健全稅收機制與公共服務體系等。

　　經濟學家吳敬鏈指出，腐敗與官商勾結的根源在于我們的改革不到位和改革遭到了扭曲。我們必須劃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市場辦市場的事，政府辦政府的事，一個好的市場必須要有政府來提供秩序、規則并有公正的執法。行政權力過大過于集中，行政干預市場經濟活動，出現政府與民爭利，實際上是官員憑借公共權力與民爭利，令腐敗有了可乘之機，滋生之地。

　　公共權力缺乏約束，一定會造成腐敗，這是反復證明的事實。然而，誰來約束？如何約束？三十年來，我們一直在求解這個課題。

　　“問題富豪”公開挑戰法律與正義以及連帶產生的“官場生態病變”，已經引起高度重視。近年來，中央頻出重拳懲治貪腐官員，即使身居高位的政治局委員陳良宇也未逃過懲戒。

　　“問題富豪”引爆誠信危機

　　財富的積累，應有純潔的品質支撐。無德官員與無良商人的勾結，令財富品質純度大打折扣，也令胡潤、福布斯、財富等富豪榜單備受公眾質疑。

　　有人戲稱胡潤與福布斯富豪榜為“中國富豪淪陷榜”、“追魂榜”。這兩個讓眾多富豪趨之若鶩的榜單除了標明富豪身價、提升富豪財富地位、社會地位之外，還張揚了富豪掌控的品牌形象，但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因為它將深藏于密室的財富拿到陽光下曝曬，接受公眾監督與質疑。“問題富豪”們顯然也是以矛盾的心情看待這個可以帶給他們榮耀也可以引來“災變”的榜單。“中國首富”桂冠固然可以吸引公眾與媒體眼球，但同時也考驗著你的財富純潔度。在此情勢下，想上榜又怕露富的也大有人在。去年，某地產大佬就曾對福布斯未經他本人同意登出其財富數額大為光火。他對記者明確表示：“我拒絕這個榜單。安心做好自己的事，圖那個虛名有什么用？”但拒絕上榜的真實理由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問題富豪”也引發了上榜富豪的誠信危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統計近年來出事的“問題富豪”約占上榜富豪總數的半數。而這可能還是暴露出的“冰山一角”，那些沒暴露的呢？沒出事并不等于沒有事。

　　已經擁有億萬資產的天津某民營企業家王先生說：“我也想上富豪榜，但你看看這些年一個接一個出事，讓我又覺得上榜沒嘛意思，即使我這樣合法經營的人也會惹來一身騷。”這是一些躲避上榜的富豪們的一個普遍心理。

　　唐山市民常先生直言：“我很難相信那些富豪們的錢都是干凈的。看看我們這里的一些私營礦主，哪一個沒有背景？”這就是當今富豪留給公眾的形象嗎？

　　胡潤在回答記者有關“胡潤榜”的未來走向時說：“在富豪榜上出問題的比率是相當小的，還不到0.1%。”但他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近幾年來在胡潤富豪榜中排名前5位的富豪大多出了問題。如果考慮未上榜單的隱身富豪的龐大基數，上榜“問題富豪”即使0.1%，也是一個壯觀的陣容。

　　“問題富豪”已經引發社會對富豪階層的誠信危機。這是富豪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造就了富豪，富豪們也成為推動改革與市場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富豪們爭上富豪榜充分表明中國早已不是“人怕出名豬怕壯”的年代了，人們的財富觀念、價值取向發生了根本改變。資本家更不是被專政的對象，他們已經進入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最高議事機構，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不乏富豪身影，這是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中國的富豪不是多了，而是少得可憐。因此，富豪很容易成為公眾人物，成為財富偶像。這也更需要富豪們自律，在做生意的同時，更多地想一想如何做人，做一個遵守普世道德規范的“財富公民”。

　　遺憾的是，許多富豪尤其是“問題富豪”，他們野蠻成長為財富巨人的同時，也變成了“道德矮子”。如何讓他們的思想與他們的財富比肩而立？也許，這是未來深化市場經濟改革中必須解決好的課題。(記者 楊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