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萬里艱辛路創萬貫富民財

　　用什么樣的褒獎之詞來形容浙商這一特殊的企業群落應該都不為過。

　　20世紀80年代以后，浙江商人作為一個中國經濟的獨特現象，慢慢地為人們所矚目。陳天橋、魯冠球、徐冠巨、丁磊、宗慶后、馬云、南存輝、楊元慶……在這些聲名遠揚，在商界如雷貫耳的名字的背后，都有著一個共同的背景，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浙江商人。

　　有一點已毋庸置疑：浙商是當今中國人氣最旺的創富商幫，浙商已經成為全國人數最多、分布最廣、影響最大的創業群體。

　　浙江人似乎天生就是經商的料，這一點被許多經濟學家所認同。經濟學家焦新望曾經感嘆于浙江人的經商意識，他說：“浙江人的經商意識是滲透到骨子里面的，即使是菜市場上賣菜的年輕人，也從未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謀生活費的小販，他們認為自己是在經商，是在做經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機。”

　　浙江企業成功的關鍵是由于浙江商人天生有著一種經商的能力資源。浙江沒有良好的工業發展所需的自然資源，沒有大規模的外資投入，但浙江眾多小企業、個體戶的模式，卻給浙江人提供了高出內陸人幾十倍的經商機會。浙江商人在這種鍛煉中，資本積累很快，這使得浙江商人在觀念、行為上都走在了別人的前面。

　　浙商走到哪里，哪里的商業就活躍起來；浙商聚到哪里，哪里的經濟就繁榮起來。浙江商人已經成為各地最受歡迎的人群之一，并成為中國財富的一個符號。知名學者余秋雨說：“中國最健康的經濟群落就是浙江經濟群落。浙江經濟已進入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教科書里，就算是再遠的土地上都能找到浙江商人的腳步。”

　　許多人在感嘆浙江人占據全國各地的市場時，都格外佩服浙商在商場上的大智慧。

　　為什么總是浙江人呢？浙江人到底是如何成功的？

　　經濟學家的共識是，第一，浙江人會做生意，他們的生意經是我們看不懂的，可謂無孔不入；第二，浙江人會做管理；第三，浙江人會盤活人力資源；第四，浙江人總是在不斷的學習中。

　　一份統計資料表明，浙江有超過500多萬的在外創業人員，投資總額超過10000億元，其規模相當于2005年浙江全省的GDP。

　　“闖出去”向“走出去”的進化“路線圖”

　　在全國，有500多萬浙江人常駐在外，有300萬浙江人在國外做生意。在海外，如美國、巴西、法國、意大利等國家，浙商的身影也非常多。

　　在上個世紀末，浙江人更多的是一種闖勁。“闖”是為了一種簡單的生存。“說盡千言萬語，歷盡千辛萬苦，想盡千方百計，走盡千山萬水。”

　　如今的浙江人，選擇了更加理智的“走”。“走”的背后是為了發展的主動抉擇。

　　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環境中，往外走的浙江人創業的成功，有著相似的步伐。曾經，浙商大舉涌入各地的主要目的在于爭奪市場，銷售價廉物美的“浙貨”，而如今，由于能源原材料緊缺，浙商紛紛挺進中西部地區以及東北等資源豐富的地區進行戰略投資，以搶占資源為第一目標。

　　與此同時，已經具備一定規模和實力的浙商紛紛延伸產業鏈，擴大市場份額，融入企業先進的經營理念，從精耕細作向產業延伸轉變。如傳化集團的物流基地經過3年的探索，已經形成成熟的現代物流模式，集團根據沿海地區物流發展趨勢，迅速在江蘇、山東等地進行“克隆”，各基地信息聯網，相互補充。

　　產業集群，充分發揮浙商“抱團”的集群優勢，以更好地“走出去”。浙江外遷的企業越來越傾向于規模化經營、聯合式開發，走合縱化發展之路。如由現代聯合控股集團、傳化集團牽頭，義烏中國小商品城、中國五金城、中國皮革城等10多家大型民營企業共同投資的山東現代國際物流港項目，總規劃用地面積6000畝，建筑面積302萬平方米，總投資53.65億元，建成后預計年銷售額可達220億元。

　　品牌化發展，是企業走出去的另一個契機。至今，浙江省累計注冊商標21.76萬件，境外商標注冊累計達3493件，是全國境外商標注冊最多的省份之一。民營企業獲得馳名商標70件，累計認定省著名商標1295件，專業商標品牌基地22個，知名商號521個。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自身品牌建設的重要，希望擺脫“中國制造”僅僅是制造工廠的困境。

　　“走出去”就會有“浙商”的“新大陸”

　　浙江省個私民營企業行業發展漸趨飽和，同一個行業，企業數量越來越多，生存難度日益增強。行業競爭過于激烈，行業生長空間擁擠，是不少企業外遷的重要因素。近幾年來，沿海城市的經濟發展可以說基本上處于飽和狀態，政策已少有彈性、商機空間很小、勞動力成本也越來越高。而相應地，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勞動力成本低且優惠政策頗多。區域塊狀經濟是浙江經濟的一大特色和優勢，也是浙江省經濟的活力所在。小五金、小百貨、領帶、童裝、打火機……在浙江僅有的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誕生了數以億萬計的“浙江制造”。但是浙江塊狀經濟行業過度擁擠、無序競爭激烈的矛盾也日益凸現。

　　浙江是一個經濟大省，但同時又是“缺鐵、少煤、無油”的資源小省。浙江省人均資源擁有量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國倒數第三；人均耕地只有半畝多。而中西部等地擁有豐富的水電資源、土地資源、礦產資源和人力資源，很多地區還集中了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積累了豐富的技術資源。同時，外地政府敏銳地捕捉到了浙江經濟發展的一些瓶頸和限制，紛紛將浙江作為招商引資的首選之地。如四川一些城市，就公開喊出“引溫州資本、承溫州產業、興地方經濟”的口號。這些地方普遍開出地價、稅費、服務等優惠條件。

　　在豐富的外地資源的吸引下和激烈競爭的影響下，很多企業紛紛選擇走出“家門”。“走出去”的企業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被本地惡化的環境“擠出”，不得不“逃”的；而另一類則是因為本地經濟不斷發展而有向外“擴張”的需求。成本低、優惠政策多、發展空間大、配套條件好、經營利潤高的地方，自然就成了企業競相集聚的地方。一大批浙江企業帶著資本、品牌和先進的經營理念前往中西部投資，在商貿物流、基礎設施、舊城改造、教育科技、資源開發、工業生產、國企改造等領域進行大規模投資、大手筆開發、大資本運作。而相對的，中西部地區因其水系發達、資源豐富，日漸成為投資熱土。比如四川，是中國西部工業門類最齊全和優勢產品最多的省份，又是中國傳統農業大省。目前在川浙江人已超過30萬，工商企業近10萬戶，其中具有一定規模的生產企業1500家，創辦的各類大型市場150多個，千余家浙江企業在川設立了派駐機構。浙商在川投資總額近500億元，每年吸納本地100余萬人就業，上繳稅收20多億。據統計，近年浙江已先后組織10多個企業家代表團前往中西部地區，與中西部省區簽訂了555個合作項目，總投資263億元。

　　無處不在的浙商

　　“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浙江人”。這是指浙江商人們的一種闖勁。

　　“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市場”。這是指浙江商人們的一種貢獻。

　　目前，國內浙商的分布走向大致為：西部地區(12個省市區)有130萬人左右(其中新疆15萬多人，青海5萬多人)；華東地區90萬人左右；東北地區40萬人左右；中南地區70萬人左右；華北地區70萬人左右。浙江在外創辦的各類企業共有3.3萬家，年實現營業收入6200億元。

　　在外浙江創業人員投資辦廠，以獨資、合資居多。上海、北京、廣東的投資額分別達到或超過2000億元，其中匯集上海的浙商群體已達30萬人，企業規模和投資總額居各地浙商之首；作為我國礦產資源富集地甘肅，浙商的投資達到了1000億元。中國西部鞋都是目前為止浙商在西部地區投資最大的項目，也是中國惟一把整個產業集群集中在一個工業園區的產業園。目前璧山已有制鞋企業1000多家，年產鞋能力6000萬雙，產值40個億。

　　浙江商人已在海外創辦了二十多個專業市場。最先到海外創辦市場的浙江義烏和溫州的商人，目前已在南非、韓國、越南、俄羅斯和瑞典創辦了多個專業市場。溫州商人充分利用海外溫州人的網絡，到國外創辦專業市場，目前已在美國、俄羅斯、阿聯酋、烏克蘭和荷蘭創辦了多個境外市場。浙江嘉興市海寧有中國最大的皮革皮草專業市場，瞄準了俄羅斯的大市場，在俄羅斯開設了“海寧樓”。現在嘉興市銷往俄羅斯的皮衣等產品，七成以上就是通過“海寧樓”這個貿易窗口穿到俄羅斯人身上的。浙江臺州商人則在阿聯酋創辦了中國日用商品城分市場。

　　隨著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浙江企業選擇“走出去”發展，而香港則是浙企“走出去”的首選之地。據統計，截至目前，在港上市的300多家內地企業中，浙江企業就占了30多家。在市場中滾打出來的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走出浙江，發揮浙江市場優勢，實施“商人、商鋪、商品”輸出，到外地創辦市場，把浙江市場理念和模式推廣到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一些國家和地區。

　　在《福布斯》第6次頒布的中國富豪榜上，20位浙江企業家形成了這份榜單的“浙江群”；在全國500強民營企業中，浙江民企達203家，占總數的40.6%，連續8年居全國首位。充滿活力的“浙商”，已成為我國第一大商幫，民營經濟的一部鮮活教材。

　　“走出去”成為對浙江的新貢獻

　　10年來，浙企外遷猶如星火燎原，漸呈加速之勢。當前，浙江對東部、中部與西部地區的直接投資開始進入一個大發展時期，對外投資(包括省外和海外)將首度超過外來投資(包括海外和省外)，浙江將率先成為我國凈對外投資的地區。

　　目前500多萬走出浙江投資的浙商，年產品銷售額逾萬億元，而近年來，省外浙商通過各種形式“反哺”浙江的資金累計已近5000億元。因為浙江是資源小省，卻是市場大省。在外投資的浙商們知道，市場的因素恰恰是浙江最吸引投資者的地方。因此，許許多多的浙商，“跳出浙江”而又回頭“發展浙江”。

　　有專家擔心，企業外遷，可能會導致外移產業“空心化”問題，對浙江經濟發展有不利影響，應著力提升浙江的產業層次。不可否認，從直接的經濟利益、企業的競爭力提升、經濟秩序和行業的穩定性等方面而言，企業的產業轉移在短期內的影響是顯著的。

　　浙江民營企業外遷，不僅是滿足浙江工業化進程加快后對短缺資源的需求，促進浙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同樣也是保持和擴大浙江產品的貿易優勢，提升浙江企業和產品的技術水平的有效途徑。例如，溫州一家竹木加工企業在贛南投資了一家竹木廠，隨著這家工廠生產能力的擴大，原有的加工廠逐步減少并停止了生產，完成了產業外移，原有的母企業利用廠房、土地，向房地產業與酒店業進軍，使企業規模迅速壯大。從浙江眾多企業的轉移結果來看，這些企業在產業外移后，或將在浙江本地的產業轉向了關鍵產品的生產組裝領域，或使浙江本部成為產品設計與貿易中心，或將產業轉向第三產業。可見，這種產業不僅未減少浙江經濟產值，反而通過要素重組，促進了產業升級，提升了浙江的經濟結構，增加了浙江的國民福利。

　　面對民資洶涌外溢的不爭事實，2006年，浙江省政府力推“浙商回歸工程”，并要求各地將“國內引進”納入行政考核體系。使浙資從外流而為外擴，這是政府一直努力引導的目標。在外遷的中小企業中，在浙公司注冊資本5000萬元以下的企業有1477家，占89.5%。其中注冊資本500萬元以下的937家，占56.8%。無數的溫州人在全國甚至世界各地做生意，在當地納稅，但到過年時，溫州人帶回家鄉投資的資金達300個億。

　　“走”在浙江外的浙商從來不曾忘本。僅以慈善事業為例，據統計，近5年來，浙江全省慈善組織籌募的18億善款中，有80%是來自民營企業。

　　無論是“走出去”還是“請進來”，浙江人相信，在這場資本流動中，浙江一定會是最大的贏家。“立足浙江、跳出浙江、發展浙江”正成為浙江上上下下的一種共識。(應華根 袁曉琴)

　　(在成文過程中得到寧波市工商聯“走出浙江”課題調研組的資料支持，謹致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