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聚光燈，再度照向中國。

　　2026年，中國將第三次承辦APEC會議，舉辦地花落深圳。深圳成為繼上海、北京之后的中國APEC第三城。

　　在地圖上把三個城市相連，一個“三角”隨之成型，這背后恰好是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增長極：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

　　三次承辦恰與中國經濟融入全球、深化開放的進程同頻共振，成為中國發展歷史上的最佳注腳。

　　2001年的上海APEC會議，見證了中國邁向世界的關鍵一躍。彼時中國GDP尚居世界第六，各經濟體領導人身著唐裝共商合作，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寫入上海共識，留下濃重的一筆。

　　同年，中國叩開世界貿易組織(WTO)大門，長三角的先發優勢借勢轉化為深度參與國際分工的競爭動能，中國經濟增長自此駛入快車道。

　　2014年，APEC的舞臺來到北京。當時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京津冀協同發展同年上升為國家戰略。時值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剛提出不久，北京APEC會議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給亞太貿易注入了新活力。

　　新時代以來，中國開放大門越開越大，積極推進區域貿易自由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共建“一帶一路”化作幸福路，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作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和進口市場，中國經濟用高質量發展不斷為世界帶來新機遇。

　　如今，選擇深圳這座改革開放的窗口城市承辦2026年APEC會議，有著新的時代深意。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在提速，全球市場“含深量”不斷提高，APEC成員恰是深圳的主要貿易伙伴。這樣的經貿粘性，無可替代。

　　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單邊主義措施頻發的背景下，中國外貿第一城的當選，彰顯了中國進一步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

　　這個“三角”的背后，還有中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布局。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發揮重點區域增長極作用，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

　　這不是簡單的城市更替，而是三大經濟圈的戰略呼應。

　　長三角憑借改革開放，逐步從單點突破邁向一體化縱深。2024年經濟體量占全國比重接近四分之一，既是東部經濟的“頂梁柱”，更是中國參與全球產業競爭的“主陣地”。

　　京津冀協同發展從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破題，區域經濟總量11年連跨6個萬億元臺階，2024年達11.5萬億元，“北京研發+津冀制造”的模式持續釋放發展活力，彰顯了其在保障國家戰略安全、激活北方開放活力中的重要價值。

　　粵港澳大灣區從早期的“前店后廠”演進為規則銜接、要素暢通的創新共同體，2025年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躍居全球首位，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技創新高地。

　　現在，中國三大增長極還在改革開放中釋放新動能。

　　2025年前三季度，京津冀地區進出口總額達3.51萬億元，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10.4%。其中出口1.07萬億元，創歷史同期新高。

　　長三角地區進出口總額達12.62萬億元，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37.6%，規模創下歷史同期新高。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市進出口總額達6.77萬億元，高新技術產品、“新三樣”產品出口分別增長10.6%、30.6%。

　　三大增長極的開放實踐，匯聚成中國與亞太合作的堅實基礎。2025年前三季度，中國對APEC其他經濟體進出口19.41萬億元，占進出口總值近六成。

　　三個增長極，各有側重又互為支撐。三地如同三角支架，共同撐起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活力。

　　國際峰會的魔力，早已被驗證。G20讓杭州升級，金磚峰會讓廈門發展提速。APEC會議帶給深圳的，將不只是城市的能見度、可信度，還有全球資源的加速集聚的吸引力。

　　上海、北京、深圳，先后被APEC投下有力的信任票，其深遠影響遠超會議本身。

　　中國畫下的這個“三角”，正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也會為亞太乃至世界經濟帶來更多確定性。

　　(“三里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