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徐洪才：身處一個變化的時代我們都是受益者

　　經濟學家徐洪才 身處一個變化的時代我們都是受益者

　　答題者：徐洪才

　　提問者：李喆

　　時間：2019年1月

　　簡歷

　　徐洪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1996至2010年，先后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廣發證券(上海)總經理、北京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副總裁、首都經貿大學金融學教授。出版專著《大轉型：探尋中國經濟發展新路徑》《變革的時代：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大國金融方略》；主編《工資、匯率與順差》《投資基金運作全書》《投資銀行學》和《期貨投資學》等著作。發表文章和研究報告400余篇， 核心以上期刊論文40余篇。

　　手記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年底年初各大經濟論壇、財經大咖網絡頭條、電視熒屏上似乎都能見到徐洪才的身影，“走出農村又放棄鐵飯碗、一根拖把棍兒挑著包袱來北京讀書”的傳奇人生經歷，之后“銀行證券學校”跨越很多領域的工作背景，為他添上一筆濃厚的艱辛奮斗的底色。在交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對于復雜經濟數據和經濟現象，他都能如數家珍，做出深入淺出的解析。他的語速適中、聲音洪亮、狀態飽滿，非常年輕態，這也是他經常受邀到清華、北大、中央黨校等著名學府傳道解惑的原因吧。

　　“說來我和《北京青年報》有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就自費訂了它”

　　1你的童年生活中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怎樣接觸到經濟學的？

　　我出生在安徽農村，父母是地道的農民，小時候家里生活很苦。外公讀過幾年私塾，他在傳統文化方面對我有一些簡單啟蒙。外公鼓勵我“要好好讀書，將來大魚大肉有得吃”。這一招，對于一個一年到頭只能吃上三次肉的兒童來說，的確十分管用。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和我離鄉背井到外地求學是同一年。我初中畢業，參加全省統一考試，取得了比省重點高中錄取分數線還高出100多分的成績。我選擇到安徽省化工學校就讀，去了才知道，班上同學成績幾乎包攬了全省各縣前幾名，基本都來自農村，大家都出類拔萃。選擇讀中專，一是因為每個月能有十塊錢的補助；二是中專讀完就可以留在城里工作，吃上商品糧，這是我年少時的夢想。我學的是有機化學專業，當時剛剛恢復高考，并沒有針對中專的特定教材，因此所學課程和教材都與大學一樣。1981年7月畢業，被分配到安慶石油化工總廠工作，那一年我17歲。

　　整個八十年代都是在工廠度過的。工作之余，我開始關注社會，興趣愛好也逐漸偏離了所學專業，開始思考一些人生問題，感到內心深處總有某種沖動在呼喚著自己。說來我和《北京青年報》有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自費訂了三份報紙，其中就有《北京青年報》。當時想法很簡單，就是向首都青年學習、看齊。那時我特別關注像路遙的小說《人生》和潘曉在《中國青年報》上提出“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等問題，對蜂擁而至的各種西方思潮，比如薩特的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感興趣，開始萌發了對哲學的興趣。在工廠工作的九年時間里，我一刻也未閑著，讀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書籍，自費參加中國語言文化函授大學和安徽大學哲學系函授班學習，還參加英語大專自學考試。

　　那時讀一些高深的經典著作，如《資本論》(1-3卷)，對很多理論似懂非懂，繼續深造的想法在心里升騰。當時參加任何考試都需要得到工作單位領導的簽字同意，我就和領導死磨硬泡，終于如愿以償。1990年，我以同等學力報考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碩士研究生，三個志愿都填寫了中國人民大學，鐵著心要上人大。八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讀書無用論也開始流行開來，況且我讀的是形而上的哲學，而我在安慶石化的工資比較高，一個月好幾百塊錢，要讀書就必須跟單位脫離關系，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好在我夫人理解我，堅決支持我。1990年8月底，我離開夫人和襁褓中的兒子，只身一人來到北京，重新開始求學生涯。

　　2從安慶到北京，讓你感觸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到了人民大學，感觸最深的還是要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那時人大學術氛圍濃厚，一個學期有六百多門選修課，可供學生自由選擇。各學科老師都是國內一流的，我對學習的那種興奮和努力似乎也比別人突出得多。三年碩士研究生學習，我從未參加過一場舞會，從未看過一場電影，從未讓自己休息過一天，活動軌跡就是“三點一線”——教室、圖書館和宿舍。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每天給夫人寫一封信，三天寄一次，從未間斷。

　　到了碩士二年級，我就去旁聽一些經濟學課程。當時經濟系的孟氧教授對我影響很大，他的《經濟學社會場論》向我展示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他運用廣義相對論來研究《資本論》和當代世界政治經濟，他認為馬克思刻畫的宏觀世界“二重屬性”與微觀世界“波粒二象性”是一致的，他用這套方法分析世界糧食、石油、美元、產業分工和價值轉移等問題。由于我有理工科背景，能夠較好地理解孟老師的思想，除了課堂上聽他講課，還經常到家里單獨聽他授課。轉向經濟學的另一個原因，是受到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舞，我當即決定報考經濟學博士，夫人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于是在二年級就著手準備考博。

　　社科院經濟學大師云集，學術風格務實，這令我心馳神往。孟教授支持我的選擇，并給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推薦信第一句話是這樣寫的：“我從來都不給別人寫推薦信，但是徐洪才同學是例外”。每念至此，心中便感到特別溫暖，也暗自下決心好好學習，不能辜負老師對我的垂愛。當時報考社科院的都是名校財經類碩士，考博競爭從資格報名就異常激烈，審核人員考慮到我有企業工作經驗，又看到我在人大學了很多財經類課程，還公開發表了幾篇文章，這樣才通過資格審查。

　　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工業經濟系博士生，師從著名經濟學家汪海波教授。汪老師是國內研究工業經濟效益和中國工業經濟史領域的權威專家，他的嚴謹治學態度對我一生都有積極影響。讀博第一年壓力最大，在完成必修專業課以外，我還參加了研究生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聯合主辦的英語課程學習，努力補上英語這塊短板。跟著學了一年英文課程，每天做完作業都到了凌晨一點，早上六點起床，中午不睡覺，現在回想起來還真的不容易。讓我終生受益的事情還是樊綱邀請剛從歐美拿到博士學位回國的余永定、張維迎、海聞等中青年學者，用英文原版教材為我們系統講授《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課程。現在回想起來，都令我對樊綱當年的遠見心存感激。

　　讀博期間，有件事令我感念。1993年3月上證綜指從1500點沖高回落，連續16個月低迷，至1994年7月底跌到325點。中國證券投資者經歷了第一場血雨腥風的洗禮，中國資本市場何去何從？當時聲名顯赫的上海萬國證券公司和中國證券報聯合組織一個有獎征文活動，號召全國有識之士討論中國資本市場發展：設立一等獎一名，獎金兩萬元；二等獎兩名，各一萬元；鼓勵獎十名，各五千元。我花了一個通宵寫了一篇文章《國有資產經營模式比較研究》，一大早騎著單車到郵局用掛號信寄出。一個星期后，接到電話通知，我榮獲全國唯一一等獎。當時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為主任評委，評委包括厲以寧、董輔礽、蕭灼基、陳彪如等著名經濟學家。真是雪中送炭，兩萬元獎金解決了我的生活困難，1994年7月一家三口終于團聚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從此開始了我們在北京的生活。

　　3你是怎樣開始走上經濟研究這條路的？

　　我從事經濟金融問題研究的道路有點曲折。1996年我考進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在條法司全國金融債權管理辦公室工作，主要負責企業兼并破產和銀行壞賬核銷。在實際工作中，我接觸到大量棘手的經濟案例，特別是解決國有企業改制問題，涉及下崗員工安置、銀行壞賬核銷，情況很復雜，這與書本上所學相距甚遠。在工作中，我逐漸對中央銀行和金融體系運作有了具體認識，也深感機關工作有局限性。此時恰逢陳云賢博士致力于打造中國資本市場博士軍團，受到他的感召，我毅然“辭官下海”，去了上海，開始了我的資本市場職業生涯。

　　1998年6月到2001年6月，親歷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A股市場“5·19行情”，再到上證綜指2245點泡沫破滅，資本報國的理想也隨之泯滅；加上和夫人兩地分居原因，2001年5月我從上海回到北京，出任北京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副總裁。

　　2000年3月納斯達克泡沫破滅，后來發生“9·11事件”，接著是香港創業板推出，生不逢時，一潰千里。實際上，那時搞風險投資，孵化創業企業，步履十分艱難，條件并不具備。2003年7月回到首都經貿大學當老師，那年我39歲。“人生四十而不惑，百戰歸來再讀書”。我除了給本科生和研究生講課，還創立首都經貿大學證券期貨研究中心，從事經濟金融問題研究。

　　讀博期間我組織撰寫全球第一本《投資基金運作全書》，并組織專家首次翻譯《1940年美國投資公司法》。機構投資者主導美國資本市場的時代是以這部法律頒布為標志的。由我任總策劃、執行副主編，經過60多位年輕學者兩年努力，共計260余萬字，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作序，1996年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公開出版。令我欣慰的是，中國幾代基金經理都從中受益。

　　我越來越發現，成為經濟學家、從事經濟問題研究是我多年來最想做的事情。自己有多個領域工作經歷，這對做研究是一個深厚的知識和經驗積累。2009年底，我以綜合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從事經濟政策研究工作。

　　4在智庫工作有怎樣的體驗？

　　智庫的使命是資政啟民，要求研究人員必須站在全球大格局下思考那些關乎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性問題。不僅要善于發現問題、分析問題，重要的是要及時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行辦法，供決策者參考。2010年元旦前夕我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光陰荏苒，在這一干就是十個年頭。雖然工作很辛苦，工資也不多，但通過自己研究提出建議，影響了高層決策，真正感受到此項工作重要性，由此帶來的愉悅和成就感，只有親身經歷才能有真切的感受。可能有人會認為，現在是以金錢為導向的社會，這種成就感是不是有點幼稚？我自己倒覺得，能夠做到十年如一日，靜心盡力地做研究，應該也是不忘初心的一種堅守、一種人生態度吧。

　　近十年來，經過我修改的內參報告大約有2000多份。其中也有我寫的報告被高層領導認可采納。2010年前后，中國企業走出去是非常難的。在國際分工中，我國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賺取外貿順差。當時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企業將外匯賣給銀行，銀行將外匯賣給中央銀行，央行購買美國國債，形成外匯儲備。中國人披星戴月地工作，將價廉物美的商品賣到美國，美國支付我們美元，我們又返回購買美債，支持了美國財政平衡。我認為，這樣的循環不盡合理。問題是，國內企業手里缺少美元，怎么能夠走出去呢？當時我寫了兩份報告，建議把部分外匯儲備委托貸給商業銀行，再由商業銀行貸給工商企業，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

　　另外，2008年國家開發銀行被定位為商業銀行，我認為就一般而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是市場會失靈，這時政府就要彌補市場功能缺失。如果政府和市場都失靈怎么辦？這時還有一個抓手，就是開發性金融。國家開發銀行應該體現國家戰略導向，彌補市場和政府的缺陷。2013年我乘機遞上兩份報告，建議把國開行重新歸位為開發性金融機構，報告得到了支持。近年來國開行在棚戶區改造和基建投資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帶一路”國家的港口碼頭機場公路鐵路等基建投資中，國家開發銀行功不可沒。

　　還有一件事，2015年6月16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首席經濟學家來訪國經中心，我向他建議吸收中國投資入股EBRD，并讓他轉告歐盟主席容克，推動EBRD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合作、容克投資計劃與“一帶一路”對接。我建議EBRD定向增發新股，中國拿外匯儲備購買，成為EBRD股東，同時我們同意EBRD在上海設立分行，發行熊貓債券，跟亞投行合作，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他說這是一個好主意。我建議他趕緊回倫敦傳話。17日上午我完成報告，18日高層領導做出批示，并請相關部門領導抓緊研究。9月份，中國人民銀行與EBRD簽署合作備忘錄，2015年底EBRD董事會同意中國投資入股，開啟了中歐金融合作新的歷史。

　　這些事情，雖然都是智庫工作者的分內之責，但也令我感到人生有價值、有成就感。

　　5在為公共決策提供智力支持過程中，對你幫助最大的有哪些，做學術研究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可以說所有工作經歷對我做研究都有幫助。現在我還是光大銀行唯一一個只干活不拿錢的獨立董事。我認為人生不能過于計較，要有大的格局。我在企業、金融機構和大學都工作過，這為我從事宏觀經濟研究提供了微觀基礎。近十年來，在世界很多國家，我一個人拎著包去演講，代表的是中國，為中國發聲，這是我作為一名研究人員十分看重的。

　　2018年11月，我在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表署名文章，題目是《處在十字路口——全球領導人需要共同努力應對挑戰》，在此發表文章是很不容易的。幾天之后，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在新加坡發表演講《中美關系和全球和世界經濟政治形勢處在十字路口》。我認為，做學術研究，不能紙上談兵，不要陷在技術性細節里，要高瞻遠矚，堅持問題導向，擁有戰略思維，把握歷史趨勢。

　　6經常受邀參加各種論壇，亮相各大媒體，是如何面對這些挑戰的？作為經濟界的“網紅”你有怎樣的體驗？

　　大家看到的這些角色，可能還是表面化的，跟蹤研究現實問題才是我每天的工作任務和內容。多年來，我跟金融機構首席經濟學家們一起搞預測、搞宏觀經濟分析，連續搞了10年。市場情況和數據都在腦子里，隨時能拿出來。我有個習慣，只要是用母語，幾乎都是無稿演講。在電視做直播時，面對新的政策馬上能做出解讀，這也是平時積累的結果。正所謂“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沒有平時的認真學習研究，哪會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說起網紅，這一點好像不假，我很早就開了博客，搜狐、新浪、網易等十來個博客，現在不玩這個了。去年應《今日頭條》邀請，開通“洪才大略”，受到廣大網友抬愛，算是一位“資深網紅”了。

　　7剛剛過去的2018年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印象深刻的事情還是比較多的。比如，2018年7月美國駐華使館經濟處外交官點名找我交流，我們談了兩個小時，發現雙方有很多共同語言。我認為，處理好中美關系一定要有大局觀，體現原則性和靈活性，國家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要維護，短期也要靈活有策略。現在民粹主義有市場，看起來很愛國，實際上對國家重大決策有干擾。世界應有包容性，關鍵是怎么打交道，要促進平等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趨利避害，求同存異；也要相互借鑒，不斷學習進步。任何事情，都要遵守規則，以理服人，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8你平時是樂觀主義，還是悲觀主義？

　　我是樂觀主義者，這是一個不斷修煉的過程。經歷這么多的風風雨雨，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名譽、職位、金錢真的是身外之物，山珍海味我不吃，我喜歡粗茶淡飯，不需要什么高檔消費品，簡單生活，隨心所欲。當然，都像我這樣，經濟發展速度可能就慢了(笑)。但人總是要有點精神追求的，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現在趕上大變革時代，我們參與其中，作為觀察者，思考研究問題，能為社會和普通老百姓提供參考和幫助，那就是有價值的人生。

　　9你日常生活的狀態是怎樣的，平時有哪些興趣愛好？

　　在一般人看來，我倒是過得有點像苦行僧的生活。每天早上六點起床，瀏覽各大網站國內外新聞，并將有價值的信息分享出去。上班都是乘地鐵，腦子里總想著事情，因此不能自駕上下班。有人可能認為，我這個人很單調，除了研究思考問題，沒有什么娛樂活動。可是我自認為內心很豐富，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東西要學習、研究、消化。

　　最大興趣就是每天晚上能跟夫人散步一個小時。年輕的時候，我能拉二胡和小提琴，還喜歡傳統文化，不過現在沒有時間了，只能期盼退休后，有時間再好好撿起來吧。

　　10你對兒子參與的教育多嗎，對后輩有什么期望？

　　我兒子在美國讀經濟學博士，孫子兩歲十個月，跟著他爸媽在美國。從小我對兒子管得很少，夫人對他的影響比我大。我對他的影響是無形的，從我們這個家庭出來的孩子，努力學習是理所當然的。我希望他有大格局和大情懷，去美國學習，是學習美國的先進知識和理念，最終還要回報于社會。

　　11生于60年代，你認為時代賦予個人的最大改變是什么？

　　我很慶幸自己生于60年代，經歷的人生過程是一個爆發式發展的過程。我們親眼目睹并經歷其中，人生的活動空間打開了，致使我們人生也豐富多彩。時代賦予我的就是不必再受物質生活的羈絆，追求內在精神的東西成為生活的主要動力。我們處在一個變化的時代，搭上便車，順勢而為，我們都是受益者。人生的一點點成就感，也是激發我不斷前進的力量所在。

　　文/本報記者 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