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問國美“公”“私”之辯

　　黃光裕和陳曉對國美電器控制權之爭，隨著“9·28”特別股東大會的召開，塵埃落定，以陳曉方占上風而暫告段落。

　　整個過程中，公眾對這起商業事件的關注，達到了空前高度。網民的熱情和同情，鋪天蓋地地投向尚在獄中的黃光裕，這在成王敗寇和仇富心態濃重的中國社會極其罕見，更何況黃的個人形象一向不佳。這是為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本案觸動了很多人心中對“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在中國公有制的大環境下，部分私人產權是無法明確的。比如農民對土地和城里人對商品房，都沒有完全的所有權，這加重了國人對于私有財產權利的焦慮和執著。以此觀之，黃一手創辦國美，并是公司大股東，陳曉就不應該“乘人之危”，奪取實際上的控制權。

　　但是，國美畢竟是一家上市公司而非私人企業。上市，意味著邀請眾人一起成為股東，并與眾人分擔風險、義務和收益。通過上市，創始人可能獲得巨大的直接回報，但另一方面，一旦企業變成上市公司，從本質上它就變成“公眾公司”，不再是某人某家的絕對私產，這是不少熱衷于“上市圈錢”的企業此前缺乏認識的。

　　因此，此次國美之爭的一個正面意義在于，對全民做了一次上市利弊的對照解析：公司既然要享受上市的利益，就要承擔控制權可能旁落的風險。對于黃光裕來說，既然此前已經被稀釋了許多股份，就更應該從一開始就正視自己不再絕對控股的現實，小心行事，謀求共識。

　　誠然，黃光裕的抗爭是可以理解的，但陳曉的作為同樣無可厚非，因為他是在為“國美公司”爭取利益：黃光裕入獄客觀上成為公司發展的一大障礙，適當“去黃化”是保全公司、保全其他股東的自然選擇。但這樣做也會傷害黃光裕作為大股東的利益，辜負黃的信任和托付，這也是公眾詬病陳曉的主要原因。那么，在整個公司利益和大股東利益之間，陳曉作為“受托人”，該怎樣權衡兩者利弊呢?

　　從現代公司治理意義上講，如果公司是黃光裕私人的，便無二話，一切以黃家利益為上;但既然是上市的公眾公司，就顧不得那么多個人情感和毀譽，要以公司利益最大化為先。這次股東大會的投票結果，正是顯示公司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徑。

　　從中國傳統文化上講，陳曉的做法，注定不會被大眾所理解。因為儒家文化的一大要旨在于“知恩圖報”。至于是非曲折，善惡真偽，甚至民族大義，倒在其次。在《論語》“子路第十三”章中，有人問孔子，如果父親偷牛是否要舉報，孔子回答：“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情在法先，反對大義傷親。對于忠臣的標準，更以報恩為主線：諸葛亮名言，“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早已深入人心。

　　不過，以這樣的標準去評價陳曉，筆者認為，顯然已經不符合現代商業社會發展的規則。如以此要求職業經理人，只會有愚忠，不會有進步。因此，在當下，此道可休矣!

　　很多人擔心，國美之爭會讓中國家族企業的公眾化速度變慢，讓職業經理人更不被信任。在我看來，如果企業在上市之前能放慢腳步，三思利弊，明確控制權的風險和平衡，倒不失為一件好事。

　　至于職業經理人，此案樣本意義則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國美爭端的必要條件是股權相對分散，這會刺激老板們把股權看得更牢;另一方面，除了陳曉的2%股權，其他高管，一直是兩手空空，相對容易被左右，這會提醒老板們注意用股權籠絡人心。

　　其實，股權只是冰山的一角，要用好經理人，更重要的是管理制度的建設，使他們能在明確的范圍內，充分施展所長，并獲得足夠的經濟和非經濟回報。這種基于制度的“信任”，是每個健康企業必須建立的，絕非可以開倒車那樣簡單。

　　度盡劫波，兄弟不再，但屬于公眾的國美公司，理當延續下去。

　　滕斌圣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戰略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