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裕之后 創始人如何面對職業經理人

　　作為企業的創始人是否應該大權緊握，而職業經理人該不該越俎代庖？這場歷經月余的爭端，也給中國所有的民營企業上了一課。

　　“公司治理應該合約化而不是道德化，創始人與職業經理人之間最大的問題不是信任問題，而是約束問題。”昨日，（9月28日），企業戰略專家姜汝祥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對此表示。

　　該不該選擇職業經理人？

　　這其實是兩方面共同的困惑。

　　此輪對決中，陳曉的勝出，讓企業家們不得不思考究竟能否將一手創辦的商業王國交付于他人之手。

　　“我接觸過很多企業創始人與職業經理人在公司治理中，因為利益而反目成仇，最后甚至動用其他非法的手段來解決的事例。這樣的現象在中國非常普遍，也是引發我們思考的一點。”姜汝祥告訴記者，當國美控制權爭端通過法制手段來解決時，對于中國的企業是一種更好的警示作用。

　　“這次事件肯定會讓企業家有所擔憂。”江蘇新日電動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胡剛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表示，“為了防止職業經理人對企業創始人利益的侵害，目前，在美國的公司章程中，已經加入了創始人保護條款。這種創始人保護條款正是中國民企急需引進的。”

　　當這場爭端愈演愈烈之時，不乏一些民營企業家公開表示自己不敢再選擇職業經理人，原因也多是怕重走黃光裕的老路。

　　但這終究不是一個可以一概而論的問題，依文企業集團董事長夏華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則表示，“相比更多的中國企業來說，黃光裕和陳曉的組合具備一定的特殊性，正是根源上的一些問題令得此次事件并不具有普遍意義，企業也不應該受到這樣非典型案例的影響。”她認為，中國的企業家大多屬于創業型，而職業經理人的介入則會讓企業的財富更加穩固地建立、壯大。

　　在她看來，這場爭端如果帶來的是對職業經理人的質疑，則并不利于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

　　創始人也需要“職業化”

　　在中國，上百萬的民營企業中不乏優秀的代表，歐美國家同樣如此。在世界五百強企業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席位都被民企所占據。但相比歐美國家的企業創始人與職業經理人的關系來說，中國的企業家則顯得有些“放不開”。

　　“撇開國美不談，中國民營企業家的通病是創造了一個公司就必須控制這個公司。不但要獲得利益還要獲得控制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長、公司治理專家文學國告訴記者，“其實目前對黃光裕來說，利益也是擺在第二位，控制權才最重要。”

　　當然，中國企業家的財富積累模式并不同于歐美的企業家，這也造成在面對自己一手創辦的企業時，中國企業家飽含了更多的“親情”。

　　如果這是內因的話，中國職業經理人市場的不成熟則是導致企業家慎用職業經理人的另一大外在因素。

　　“不得不說，現在職業經理人也存在很多問題，譬如不誠信，當自己做大之后就將老板的市場分割。這種現象導致的結果則是，創始人不能完全信任職業經理人，從而經常干涉其管理模式。這其實是一個惡性的循環。”文學國對此表示。

　　“職業經理人在不違法的前提下，執行大多數股東的意志是基本原則，這是最起碼的信托責任，否則，現代企業制度就無從談起。”財經專家、通路快建高級顧問李春兵同樣表示。

　　“職業經理人需要職業化，企業家同樣需要。”夏華告訴記者，在其看來“不僅僅是經理人的成熟程度需要提高，每一個老板的心態也要改變，在企業發展的這條道路上，過多地用情感來作判斷并非一件好事。”

　　用“契約”替代道德約束

　　在這場“陳黃之爭”中，我們聽到最多的二字莫過于 “道義”。一直以來，陳曉深受詬病的也是其被認為違背了這兩個字。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不好的一點便是將事情道德化。經濟問題應該合約化。”姜汝祥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表示，目前中國不少的民營企業，最大的問題便是用信任替代了約束，不習慣通過制度安排來規范公司的發展。

　　“不請職業經理人是不可能的，但一定要用明確的合約來保護雙方的權利，而不單是依賴個人忠誠。”姜汝祥對此表示。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還是很有典型意義的。遵循‘游戲規則’，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框架內解決大股東和現有管理層之間的矛盾，其實是一種法制的進步。”文學國表示，這件事情產生的警示意義在于，不管是企業家還是職業經理人，都要注重用契約關系和法律來保護自己。（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