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國美之爭，比輸贏更重要的價值

　　國美掌控權之爭已進入撞線時刻。即將在9月28日舉行的國美特別股東大會上，是大股東黃光裕家族重掌局面，還是以現任董事會主席陳曉為首的高層管理者贏得勝利，謎底即將揭曉。

　　國美掌控權之爭猶如一場大戲。自8月初正式開演以來，已歷時50余日。這是一場公開的“戰爭”，雙方的利益訴求存在巨大差異，行事的個性也迥然不同，加上形形色色的利益相關者的介入，以及被網絡煽動起的網民的參與，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必將成為一個經典的商業案例。

　　目前，“挺黃派”更多站在“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委托代理關系”的角度，批評陳曉；“挺陳派”則更多站在“忠于國美不等于聽命于大股東”的角度，認為陳曉更能代表國美未來。從我們的觀察看，雙方的攻勢雖然十分激烈，但總體上，沒有互揭隱私尤其是個人傷疤，都留有一定余地，顯示出一定的克制性，這是值得肯定的。這也表明，雙方對于國美聲譽都很在乎，在無法避免的沖突中，盡量避免對公司聲譽造成傷害，盡量減少負面影響，這也是可取的。反倒是，這段時間里，互聯網上的評論中，充斥著“小人”、“背叛”等道德評語，既給當事人帶來困擾，更偏離了“以公心辯，以仁心說”的理性軌道。

　　我們認為，無論誰勝誰負，在國美之爭塵埃落定之后，如何向全體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表明，國美是有未來的，國美的董事會和管理層是有能力帶給國美一個光明未來的，將是最為重要的戰略問題。

　　作為一份把“對時代負責”作為辦報理念的財經報紙來說，我們一直關注圍繞國美控制權的這場“戰爭”，但也始終恪守公信，決不挺誰咒誰，賭誰輸誰贏。因為在我們看來，有很多價值遠比輸贏本身更重要。

　　本報2004年11月15日創辦時即在發刊詞中提出，“負責任的商業，就是一種文明”。何謂負責的商業？我們寫道：“依賴和平的交換機會來獲利，依賴持續的、理性的、自由勞動的組織來獲利，依賴對變化的適應和不間斷的創新來獲利，摒棄‘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非理性投機活動’牟取一時之利，這是商業責任；‘誠信并不只是法律規則，它比法律更重要’，這是商業責任；做對社會有責任心的企業公民，彌補對社會成本的占用，這也是商業責任。”

　　我們認為，上述原則——其核心是獲利方式的正當性、誠信和社會責任，比起泛泛地談論公司治理，并以公司治理為名相互攻擊來說，重要得多。

　　換言之，無論對黃光裕家族來說，還是對陳曉來說，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在國美公司的發展過程中，在你履行法定責任和公司信托責任的過程中，你是否始終遵守了這些原則和價值？

　　每個人都有一己之私，它可能是金錢，是控制權，是名譽。問題是，在追逐一己之私的過程中，你有沒有或在多大程度上損害了公司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我們不希望只是看看熱鬧，也不希望只是簡單重復那些“委托代理關系”的一般常識。正如彼得·德魯克在《公司的概念》一書中提出的，要想知道什么是一個企業，必須從理解企業的目的開始。企業的目的必須存在于企業本身之外。事實上，企業的目的必須存在于社會之中，因為企業是社會的一部分。企業的目的只有一個適當的定義：創造客戶。是客戶決定了企業是什么。基于這樣的企業觀，彼得·德魯克深刻地指出：“大公司的特征除了其組織形式、大規模生產的技術以外，還有第三個決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實現我們社會的信仰和希望。”

　　在我們看來，此次國美控制權之爭中，和雙方聘請的公關公司聲嘶力竭的炒作相比，獨立董事、供應商、銀行、消費者、廣大員工的聲音異常微弱，也就是說，社會的聲音并未被真實地聽到。而這可能是最值得傾聽的一些聲音。

　　哈佛大學教授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認為，確保投資者合法權益之手段主要有三：一是大股東控股或大債權人控制，以避免權益分散帶來的內部人控制；二是法律對投資者的保護；三是市場聲譽機制對職業經理人的約束。

　　我們認為，除了這三種手段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讓利益相關者能夠及時、真實、透明地了解公司的運作，了解大股東的運作，了解董事會和管理層的運作。社會仔細了解公司的運作，公司仔細聆聽社會的聲音，才能形成一種建設性的約束關系，使得公司真正服務于也造福于社會。

　　無論誰勝誰負，對社會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未來，國美“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我們社會的信仰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