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國勞工首次國內集體起訴日本企業求賠償

　　位于山東高密市火車站旁的鳳城賓館16日迎來山東各地的100余名二戰勞工及勞工遺屬。當日，他們代表二戰期間被擄日本的上千名勞工在委托起訴授權書上簽字，啟動對日本三菱公司在華機構的民事訴訟，尋求公平合法的戰后賠償。

　　這是中國勞工首次在國內集體對日企業提起民事訴訟，同時首次實現了對日訴訟適用中國法律和由中國律師代理。聞訊而來的上百勞工及遺屬擠滿了賓館二樓的小會議室，由6名勞工和遺屬代表在民事起訴狀上簽字，并按下紅手印，隨后勞工代表將訴狀遞交給委托律師。

　　這份狀告三菱商事(青島)有限公司和煙臺三菱水泥有限公司的起訴材料翌日將由受托的中國受害勞工法律援助團律師送到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標志著近二十年間，中國勞工在日本通過法律途徑向日本政府尋求賠償未果之后，以日本企業為訴訟對象爭取法律救濟的努力正式啟動。

　　60多年前，位于膠濟鐵路沿線的高密淪為日本企業擄奪中國勞工的重災區之一，大量山東籍勞工被三菱材料公司從高密火車站裝上悶罐火車沿膠濟線至青島，再被強擄到日本工地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期間不少人受盡折磨。

　　三菱材料公司是二戰期間眾多奴役中國勞工的日本企業中的一個。資料顯示，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至1945年日本正式投降，中國共有近4萬名勞工被強行抓到日本做苦役，期間一些人受盡迫害，致約7000人死亡。此間，日本共有35家企業的135個作業點強擄和奴役了中國勞工。

　　簽字儀式上，勞工與去世勞工遺屬在民事起訴書中請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公司賠償包括原告代表人在內的受害勞工及遺屬每人10萬元人民幣，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書面謝罪并深刻反省，全部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受托律師中國受害勞工法律援助團執行團長、山東鵬飛律師事務所主任傅強說，在過去十幾年的對日索賠訴訟斗爭中，均是在日本國內提起的，其訴訟代理人也均由日本律師擔當，按照國際法規則，中國律師一般只能作為輔助人坐在法庭的旁聽席上，以此表示支持與助威。

　　傅強在簽字儀式期間向新華社記者展示了已在日本公開的近4萬名二戰中國勞工的花名冊復印件，作為見證那段歷史的確鑿證據。

　　“那是段痛苦的經歷。在日本挖礦要下到井下3里深，每天早上6點下井，晚上6點才能出井，工作期間只給兩個小窩窩頭和橡子面餅。當時北海道天很冷，我只穿一件小褂和一條單褲。”1944年被三菱擄至北海道的勞工王子安告訴記者。

　　來自山東高密的勞工遺屬代表陳宏說，他的爺爺被三菱公司擄至日本國內的一個煤礦，從事了2年繁重的勞役，爺爺的遺愿就是要為自己討個公道，希望這次訴訟能夠成功。

　　傅強表示，在二戰結束近二十年間，廣大受害勞工經歷了在日本國內的數次訴訟失敗后，在中國國內首次提起索賠民事訴訟實為無奈之舉。

　　上世紀90年代，中國受害勞工就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對日訴訟之路，但日本受理的多起訴訟案無一勝訴。

　　但包括日本法律專家在內的部分法律界人士認為，此前的敗訴并不等于失敗。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國際法專家辛崇陽說，這些對日訴訟案仍推動了對日索賠的進程，訴訟通過日本法院對日軍及企業在戰爭期間的暴行進行了審判，推動了通過司法程序促使對日索賠走向政治解決，推動了日本特別立法解決對日索賠問題的進程。

　　對于日本方面最終判決中國勞工敗訴的諸多根據，辛崇陽認為，中國政府放棄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的權利，并未放棄中國國民的對日索賠權。

　　他同時指出，針對二戰的民間索賠勝訴并非沒有先例，此前針對德國等的民間索賠勝訴案例可為日本提供參考，而以法定索賠權20年的請求時效已過為由判中國勞工敗訴有違法律公平的意義，因為二戰期間日本軍人及部分企業的犯罪事實的確存在。

　　時至今日，盡管訴訟案接連敗訴標志著對日訴訟大門已經緊閉，但中國各地民間對日索賠努力并未停止。近兩年來，中國勞工與個別日本企業通過談判達成和解讓人們看到了通過另一種方式爭取索賠的希望。

　　去年10月和今年4月，曾強擄中國勞工的日本西松建設公司(原西松組)先后與“廣島縣安野電站中國勞工訴訟案”和“新潟縣信濃川水電站中國勞工訴訟案”原中國勞工及其遺屬代表實現和解，承認強迫中國勞工做苦役的歷史事實，向受害者及其家屬謝罪，并分別支付2.5億日元和1.28億日元的賠償。

　　中國被擄勞工聯誼會執行會長劉煥新說：“日本企業態度轉變，主動承認歷史并承擔責任，為解決中國勞工索賠問題提供了新思路。”

　　傅強表示，這次中國受害勞工起訴日本三菱材料公司的下屬企業，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能通過訴訟手段，進一步督促日本三菱材料公司更積極的重視廣大受害勞工的索賠問題，加快解決步伐。

　　傅強認為，在中國國內狀告日本企業在華機構，無論是從歷史淵源方面來看，還是從目前的法律規定來看，均是合理的，無不當之處。他說，煙臺三菱水泥有限公司和三菱商事(青島)有限公司雖然不是當年的加害企業，但與設在日本總部的三菱材料公司具有法律上的“血緣關系”，是法律主體的自然延伸。廣大受害勞工作為原告當事人，以煙臺三菱水泥公司和三菱商事(青島)公司為被告予以起訴。

　　很多勞工已不在人世，歷史見證者越來越少，目前能找到的健在勞工僅有千余人，年齡最小的也在80歲以上。

　　作為一名去世勞工的兒子，劉煥新說，“三菱是知名企業，如果問題得以解決，會觸動日本其他企業和政府層面。為二戰勞工爭取真理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要用公正的結果告慰逝去的人，讓活著的老人安度晚年。”(記者 劉寶森 駱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