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深圳的成長煩惱：要GDP城市還是幸福城市？

　　1980年到2010年，是深圳特區飛速發展的30年，在此期間，深圳成為引領中國經濟變革和創新的排頭兵。然而，以經濟增長為發展目標的深圳，在創造深圳速度的同時，與其他世界發達城市一樣，遭遇了“成長中的煩惱”。在深圳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同樣看到了深圳人與環境、自然、社會的關系也在不斷惡化。

　　富裕起來的深圳人意識到，以犧牲城市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為代價換來的GDP，并不是深圳人原本想要的幸福生活。于是，在追求幸福生活的感悟之下，深圳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發展目標。深圳未來30年如何發展、為誰發展，成為一道不得不正視的命題。

　　成長中的煩惱

　　在傳統經濟學家眼里，GDP代表了一個國家和民眾財富的多寡。盡管人均GDP的增長是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但人均GDP與居民幸福感之間并不能簡單地畫上等號。

　　“過去30年我們追求的是財富的最大化，以物質發展為本位，效率第一、掙錢第一，帶來的問題是人和資源矛盾的惡化，人與自然環境、生態環境的惡化，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惡化，從而發生了財富差距、腐敗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幸福研究院院長、深圳市新世紀文明研究會會長徐景安說。

　　回首30年特區的發展，曾任深圳市體改委主任的他坦承，當前，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標兵，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也集中暴露出經濟發展過程中以犧牲環境和民生問題為代價的軟肋。

　　記者了解到，盡管深圳在城市環境綠化方面比內陸許多城市都要好，但深圳仍然面臨著河流污染、大氣污染和海洋污染等環境問題。除此之外，社會治安、交通堵塞、就業、公共服務等一系列問題仍然是深圳市面臨的難題。

　　例如，今年初以來，接連發生的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暴露出深圳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另一個問題。在解決城市居民生活收入問題的同時，卻忽視了工人們精神健康層面的問題。而如何解決外來務工人員在深圳健康生活這一問題，僅僅是深圳市在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之一。

　　30年來，深圳市人均GDP年均增長15%，2009年達到1.36萬美元。“但深圳市目前每年竟有2000多人自殺，是10年前的2倍。”徐景安這樣告訴記者，自從他去年創立深圳市情感護理中心以來，每年都要接待不少企圖自殺的深圳市民。

　　由此觀之，經濟總量和生活水平可與中等發達國家主要城市相媲美的深圳，在解決致富問題后，仍然需要面臨后發展時代的“成長煩惱”。

　　要GDP深圳還是幸福深圳？

　　幾年前，深圳市提出了向“和諧深圳”轉變的發展目標。然而這在徐景安看來“還是老思路、老想法、老路子，還是以GDP增長為綱，還是沿著過去的方式在走”。

　　事實也是如此，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說：“深圳用成功的實踐推動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然而，在深圳的探索和創新實踐中，以GDP增長為核心的經濟發展路線仍然是不變的主軸。

　　過去30年，深圳解決了經濟發展的問題，然而，下一個30年，深圳將如何發展？徐景安表示：“改革開放30年過去了，要提出新的口號、新的改革、新的路子。”

　　如果說，“而立之年”的深圳在過去由“速度深圳”向“和諧深圳”的轉型過程中，“轉型的陣痛”和“成長的煩惱”不可避免，但一向敢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深圳在新的發展需要面前，必須確定新的方向和目標。

　　于是一個嶄新的命題出現在深圳面前，“未來30年是要GDP深圳還是幸福深圳？”

　　“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告訴我們需要新的變革、新的轉變。就是要以物本位向以人本位轉化”，徐景安表示，“而幸福深圳，則是符合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新路子。”

　　“以幸福作為深圳的發展目標，關鍵在于轉變政府的行為”，但GDP深圳和幸福深圳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這個轉變對于習慣了以GDP發展為中心的地方政府而言并非易事。

　　雖如此，但在學者們的設想中，人們的幸福感可以通過幸福指數來客觀評價，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道德、環境等各項指標，涉及民生的收入、就業、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環保、治安等一系列問題。

　　在這一評價標準體系下，深圳市民可以根據幸福指數來判斷城市生活的幸福度。2009年，相關機構就根據這一標準評出了最具幸福感的十大城市。顯然，這是解決當前民生問題和化解社會矛盾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評價體系。

　　在過去30年中，作為中國改革開放試驗田的深圳，發展經濟、為經濟建設積累經驗一直以來都是深圳的特殊使命。在特區是否仍然需要“特”的討論中，徐景安認為，在未來，發展幸福深圳就是特區使命的延續。

　　正如徐景安所說，創造幸福是特區的一項新的實驗內容，特區的使命不應只是把經濟搞上去，還應提升市民的幸福感。（胡廷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