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勞動力成本上升未必催生成本推動型通脹

　　隨著我國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漸漸接近尾聲，一些研究認為，中國經濟抑或即將經過“劉易斯拐點”，未來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失衡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將成為長期持續存在的現象。勞動力工資的持續、過快上漲對整體物價上漲和通脹生成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對這樣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需要高度重視。

　　筆者的看法是，勞動力成本過快上漲，從而引起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和通脹最終生成必須具備一定的觸發機制，即貨幣工資的上漲幅度超過了勞動生產率增速，而過去十多年來我國勞動生產率增幅并沒有明顯落后于工資增速。因此，“劉易斯拐點”臨近，并不等于工資—物價螺旋式通脹的產生。勞動力成本上升對通脹的影響更多還是一種長期趨勢，短期內的直接作用有限，不必過于擔憂。

　　勞動力工資的過快上漲，會通過向終端產品轉移而引發整體物價與工資的螺旋式上升，從而倒逼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在居民消費領域和工業品價格領域同時體現，其推升物價的具體影響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直接推升服務類消費價格上漲。相比CPI構成中食品和工業品兩大類商品，勞動力成本（尤其是低端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服務類消費項目影響更為直接和明顯。由于工資的黏性以及向產品價格傳導的滯后性等因素，人力成本上升對最終商品銷售價格的傳導效果可能存在較大程度的削弱，而家政等服務業轉移人力成本和提價則相對容易。服務項目在CPI中占22%左右，勞動力成本在服務價格中占比在20%左右，因此，未來勞動力成本每上升10%，將推動CPI提高0.4至0.5個百分點。

　　二是間接推動制造業產成品價格上漲。資本密集型及附加值較高的企業，一般具有足夠的利潤消化成本。但在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工資占企業生產成本比重較高，工資上漲必然導致企業成本的相對上升。例如，采掘業的比重在25%左右。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為了避免縮減利潤空間，將考慮通過提高產品價格來轉嫁成本。如果企業生產的是生活消費品，那將直接表現為CPI的上漲；如果企業生產的是工業投入品，其價格的上漲必然會傳遞給下游終端產品，從而引起大范圍的物價上漲。

　　當前推動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突出原因，主要是勞動力供求結構性短缺。根據劉易斯等人的理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經歷一個二元經濟發展的過程。其突出的特征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為工業化提供低廉的勞動力供給，工資增長較慢。這個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若要繼續吸納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這個轉換的節點就稱為“劉易斯拐點”。近幾年來，我國從沿海向內地蔓延的民工荒愈演愈烈，農民工工資較快增長和招工難的窘境，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劉易斯拐點”過后，隨著低端勞動力緊缺成為常態，農民工工資變化顯著提高，勞動力成本將進入持續上升階段，并有可能逐步傳導到其他部門造成整體工資水平的上行壓力，未來勞動力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將會帶動核心CPI的穩步上漲。

　　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工資增長還意味著農戶外出務工、做副業的機會成本上升，農戶務農積極性的下降，會推高務農的農民工工資增長，農業成本的提高，必然要轉嫁到農產品價格上，從而導致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此外，除了“劉易斯拐點”臨近導致的低端勞動力短缺，各地紛紛調整最低工資等政策措施，也對勞動力成本上升起到了一定的推升作用。

　　“劉易斯拐點”臨近，會帶來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失衡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從而逐漸加大勞動力成本推進的通脹壓力。但是，工資—通脹螺旋式上升的觸發機制是有條件的，即貨幣工資的上漲幅度超過了勞動生產率增速。一般而言，當實際工資與實際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時，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幅度會被勞動力的更高產出完全消化，因而勞動力成本和利潤占總產出比例保持不變。名義工資的增長率應相當于實際勞動生產率的增幅加上通脹率，只要勞動生產率與工資同步增長，工資上漲就不會生成通脹或擠壓利潤空間。

　　從中長期來看，雖然勞動力價格將呈現逐步上升趨勢已無疑問。但是，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技術創新、人才與資本密集，過去十年我國工業企業勞動生產率也在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達20.8%，而同期制造業的工資年漲幅為13.2%。工資與勞動生產率基本同步增長的情況下，單位勞動力成本僅僅溫和上漲。當前勞動生產率依然高于工資增幅的現實表明，勞動力成本上升推動物價上漲將是長期趨勢，但短期內對整體物價上漲影響有限，還不會引起惡性的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　　（作者系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熊 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