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產略是”調結構“突破口

　　當前宏觀調控的重點任務是處理好保增長、防通脹和調結構這三者間的關系，那么怎樣擺布這三者間的關系才是正確的呢？我們首先應該看看這三方面都有什么樣的問題。

　　經濟內生動力不足已顯苗頭

　　從增長看，5月份以后出現了下行拐點，包括投資、消費、工業增長率、工業用電量和PMI指數等一系列主要經濟指標都出現了下滑。從下半年看，中國經濟增長的下滑會更明顯，原因有三：

　　一是去年經濟走勢前低后高，受去年基數影響今年下半年增長率會低于上半年。二是去年經濟反彈主要動力是政府強大的刺激政策。今年政策力度顯著減退，而內生性增長動力仍然不足，必然會出現經濟下滑。例如，今年前5個月的新上項目投資增長率為26.5%，僅比同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高出0.6%。新上項目投資增長率代表著未來投資需求增速，該指標顯著回落意味著經濟增長將很快會失去去年以來支撐反彈的主要動力。三是出口的強勁復蘇缺乏長期支持。美國5月份一系列不良數據預示經濟復蘇已經見頂。歐元區由于主權債務危機不得不在未來3年進入到一個強烈的緊縮過程，將極大地抑制歐洲經濟復蘇，所以，可能下半年，至多到明年出口就會出現顯著回落。

　　因此，經濟5月份以后開始走低不是一個短期現象。但我最大的擔憂是本輪為保增長所投放的巨大投資會在未來2、3年內形成巨大的產能投放，如果在世界經濟再度探底引發外需萎縮，這種“內外需緊縮雙碰頭”是最危險的。

　　我判斷經濟增長率在進入下半年后肯定是逐季回落，到四季度不排除回落到9%以下，而明年甚至可能會低于8%。

　　物價三大新趨勢顯現

　　我們再來分析物價形勢。5月份以來美歐經濟復蘇出現頹勢，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有所回落，這將有利于緩解中國的輸入型通脹壓力，且6月份PMI指數中回落最大的就是購進價格指數，說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回落已經傳導到國內。但這仍不能讓我們作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會長期回落的判斷，因為為應對經濟低迷，各國政府將長期保持寬松的貨幣環境，這就給長期通脹創造了條件。目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回落是由于金融市場急劇動蕩造成的，但當前景明朗后，巨額國際貨幣資本還會向大宗商品市場涌流，輸入型通脹的壓力長期看仍將十分嚴重。

　　此外，國內由糧價上漲所推動的結構型通脹卻更加突出了。目前小麥市價已超過了國家保護收購價。過去6年里推動糧價上漲動力主要來自政府，但今年由于民間糧商大量搶購，不僅使糧價顯著高于國家收購價，而且國家收購占市場的份額也大幅下降。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高度關注：自4月份以來包括綠豆、大蒜在內的農副產品價格暴漲背后是大量的投機資金入場，這恐怕與股市低迷和打壓房地產使這兩個最大的資產池資金大量外流有關。

　　目前正在推進的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推高了工資水平，進而加大企業生產成本推高物價。

　　所以今年推動物價上漲的動力，出現了由國際轉向國內、由政府轉向市場、由資產價格上漲轉向商品價格上漲的變化。有人說由于中國產能過剩，未來物價不是通脹而是通縮，我不這樣看。因為過剩除了有壓低商品價格的一面，還有從實體經濟中擠壓出資本的一面，在人口不斷增長的條件下，相關于土地的產品如農產品和房地產等都具有長期的短缺特性，所以仍會形成結構型的通脹，以前的房價與目前的糧食與食品價格上漲就是很好的說明。

　　從今年價格形勢看，國際因素在減弱而國內因素卻在增強，明年則不排除兩者都增強，特別在今年秋糧上市后，由糧價進而食品價格上漲所推動的CPI走高可能會更明顯，10月份以后甚至可能上升到5%。

　　城市化戰略是“調結構”抓手

　　目前最復雜的是結構調整問題，雖然對結構調整似乎已有共識，但是對其內容卻眾說紛紜。到底哪個結構調整應占主導地位綱舉目張呢？

　　從政策方面看，開始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出發點是為了在經濟下滑的時候擴大投資。由于在過剩背景下產業振興計劃最后都是要增加產出，由此形成了更大規模產能過剩。因此當經濟走出低谷后又開始反向操作，大量壓縮產能。這又與保增長相沖突，所以又轉到培育六大新興戰略產業，希望找到新的投資需求增長點，可這又不可能很快形成投資規模，因此又轉向區域結構調整，批準了近20個國家級區域規劃，希望由各地方政府的投資來形成大規模的投資需求。所以這些調結構的舉措都是圍繞著保增長這個核心來的。

　　這樣就涉及到了增長、通脹與結構之間到底應該是什么關系的問題。我的理解是，增長類似于人的生命，經濟結構則是人的各個組成部分，而通脹是病。良好的經濟增長必須建筑在健康的肌體結構上，有病必須治，但是不能為治病而要了命。保增長與防通脹有一致的一面，即高通脹水平不利于增長，有必要壓下來。但保增長與防通脹也有相沖突的一面，因為壓低通脹的措施也會同時壓低經濟增長，過熱時這個矛盾不突出，但如果象現在這樣，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很弱，采取加息等防通脹的措施就可能要了增長的命。

　　所有經濟體的增長都是建立在一定經濟結構上的增長，所以經濟增長健康與否是直接取決于經濟結構合理性。在外需強大時代，中國由重大內部結構缺陷所形成的分配向儲蓄傾斜這個矛盾，不僅不會導致生產過剩，反而使中國成為參與市場分工最積極的國家，但次貸危機導致外部需求長期低迷，以往結構中有利于大規模外向型發展的因素變為不利因素。而未來能夠引領經濟結構發生向內需為主型轉變非城市化戰略莫屬。

　　以城市化戰略為主的結構調整會創造出強大的內生增長動力。我常舉一個例子：在城市建筑10層以下的住宅，每平方米需要30公斤鋼材，10層以上則需要70公斤。目前有2億農民工，他們的家屬住在農村，他們在城市打工，住在人均只有2、3平方米的工棚，如果他們和他們的家屬都能象城市人那樣生活，需要多少鋼鐵、水泥、家具、電器和其他消費品？中國的鋼鐵怎么會在不到發達國家一半人均占有量的時候就過剩？城市化會強烈拉動投資，未來20年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就可以相應增加超過50萬元的投資。如果未來20年中國要增加8億城市人口，城市化率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就需要400～500萬億元的投資，所以在城市化領域中國投再多的錢也不會多，更不會過剩。

　　因此，在處理增長、通脹與結構關系的時候，一定要把以城市化為方向的結構調整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舍此不能保增長，經濟衰退了低物價也沒意義。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