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正當其時

　　有關報道顯示，今年1到5月，我國財政收入達到5萬億元，預計今年財政收入將達到8萬億元。看來，“國富”即大河有水已是不爭的事實。

　　國富的優勢顯而易見，然而如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太高，即收入分配的結構不合理，也會帶來相應的消極后果，那么，我們的收入分配結構是否合理呢？這里以2008年的數據為例，與其他國家作一個比較。美國當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9%，日本當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5%，我國當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約合26%。估計我國今年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更高。上述的對比說明，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要明顯高于世界上的其他主要經濟體。這樣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果不改變，中國經濟就很難健康地科學運行，很難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經濟發展方式也可能難以改變。

　　第一，這樣的收入分配格局決定了一旦遇到像美國的次貸危機，在啟動經濟的時候我們只能主要靠政府投資，因為民間缺少投資和消費的足夠力量。我國啟動內需保增長的實際情況是靠政府天量的貨幣投放，與這樣的啟動方式相伴隨的是啟動質量不高、極易造成環境污染、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等種種問題。此外，按照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和凱恩斯主義擴張性政策的要求，政府所能做的僅僅是“啟動”，一旦經濟啟動起來進入正常狀態，還得靠民間投資和民間消費，這恰恰是我們目前缺乏的。這種缺乏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顯然與收入分配格局向財政收入傾斜不無關系，這樣的傾斜使民間缺少足夠的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

　　第二，當大量的國民收入作為財政收入的時候，必然會通過稅收的形式加重企業的負擔，擠占企業發展和居民消費。張瑞敏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會議上講，現在企業利潤薄得像刀片一樣，企業經營十分艱難，更不用說自主創新方面的研發投入。我始終認為一國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個微觀層面的問題，如果企業沒有實實在在的發展，小河的水少了，枯竭了，勢必會影響到大海之水。通過稅收形成的過高的財政收入，不僅加重了企業的負擔，也加重了居民的負擔，這種負擔會直接影響到居民收入，影響到居民的消費和投資。近似于竭澤而漁的做法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

　　第三，財政收入占GDP比例過大的分配結構會助長經濟增長主義，忽視民生。所謂經濟增長主義，是指一種畸形的“增長崇拜”，把增長作為目的，一切為了增長，甚至不擇手段。推崇增長主義的政策主張會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偏向國家的財政收入，偏向企業利潤，進而用其所得繼續促進經濟增長。

　　增長主義必然忽視民生。增長主義首先會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偏向政府的財政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一定的情況下一定會偏向生產性投資，而不是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投資，因為這樣的投資格局有利于繼續增長。在增長主義的主導下，盡管基礎建設投資的邊際效用已經遞減，盡管在這種情況下轉而投資民生會產生更大的效用，然而最終的投向依然是生產性投資。增長主義綁架了民生，是我們一直強調改善分配格局、改善民生、卻遲遲難以見效的根本原因。增長主義形成了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成就了增長主義。

　　第四，政府雖然可以集中大量的財政收入，但政府用錢的效果通常不如民間。亞當·斯密曾經指出，“關于可以把資本用在什么種類的國內產業上，其生產能力有最大價值這一問題，每一個人處在他當時的地位，顯然能判斷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別人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問題，而且是僭取一種不能放心地委托給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托給委員會或參議員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的自認為有資格的人，是再危險不過了”。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認為，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效果的差異來自于不同的產權約束以及知識和信息的約束。從實踐來看，很多地方政府的投資熱衷于亮點，熱衷于政績工程。中央政府則通過項目審批進行投資，然而，在項目審批的過程中，即使審批者是廉潔公正的，也會由于信息不對稱產生很多失誤。反觀浙江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家投資成功率相當之高，一是他們了解市場，二是他們用的是自己的錢，他們賠不起。

　　最后，說白了，集中大量的財力于政府之手，由政府推動經濟發展，依然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主要區別就在于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體，誰是投資的主體，進而是哪種推動形式更有效果。市場經濟國家基本上都是藏富于民間，市場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

　　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了使中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為了提高整個居民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指數，我們必須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正當其時。當年美國里根政府就是因為及時減稅，藏富于民，藏富于企業，才使得經濟穩定發展，才解決了滯脹危機。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內涵著產業結構提升，內涵著創新，內涵著分配結構更加合理，內涵著既不放棄外需，又特別重視內需，所有這一切都有賴于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央政府必須不失時機地推進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學者 李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