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無形之手”引向諾獎（圖）(2)

　　學術：即使不獲諾獎名聲也早已響當當

　　威廉姆森是和作為政治學家的奧斯特羅姆一同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和奧斯特羅姆獲獎之后的狂喜相比，威廉姆森可以說相當平靜，他在接受諾獎官方網站的采訪時語氣平和，15分鐘采訪時間里，他只是耐心地解釋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聲調沒有絲毫改變。可能有無數人問起過他當時的心情。這次來北京講演，在午餐桌上他主動同記者講起：早在2008年9月，他參加諾貝爾基金會在斯德哥爾摩組織的會議，這樣的會議并不很常見，兩三年可能才舉辦一次。那次會議討論的主題就是經濟組織，這恰好是他的學術研究領域。當時就有人說，這可能是種信號，威廉姆森可能會因此獲獎。結果，這種說法一年后應驗。

　　獲得諾獎前，他專注于自己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并不為多少圈外人熟知，也很少在媒體前拋頭露面。不過在學術圈里，即使沒有諾獎，他的名聲也早已經響當當。在以引用率作為衡量學者學術創新和影響力的學術圈中，威廉姆森的排名遙遙領先。2006年，一位客居英國的學者根據權威的SSCI-ISI的統計發現，上世紀80年代以來，威廉姆森論著的被引用次數直線上升，不僅超過了科斯和諾斯，甚至超過了凱恩斯等人。

　　諾獎委員會這樣描述威廉姆森的學術貢獻：他提供了一種理論，解釋為什么有些經濟交易發生在公司內部，而另一些類似交易卻發生在公司之間的市場上。這一理論告訴人們，如何在組織內部做出最基本的選擇，即什么時候應該把決策的制定放在組織內部，而什么時候應該讓市場來解決問題。

　　此次中國行首站，威廉姆森即以“交易成本經濟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介紹了他的這一研究領域的前世今生。和傳統古典經濟學僅僅將企業作為市場的最小單位來進行研究相比，以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等于是解釋了企業這一“原子”內部的質子和中子是如何運動的。

　　在威廉姆森之前，這一領域的最重要學者應該是1991年的諾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他在1937年發表的論文“企業的性質”以及在1960年發表的論文“社會成本問題”，提出了一個長期被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命題，揭示了交易成本的存在這一經濟學奧秘。

　　而威廉姆森的開創性研究，則是在前輩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基礎上，真正對交易成本做了精確定義和深入剖析。他認為，人們的“有限理性”、“機會主義”傾向和“資產專用性”，共同決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簡單來說，就是為了防止交易可能帶來的損失，人們在交易時必須付出額外的成本。圍繞交易成本，威廉姆森的研究涉及到了企業理論、兼并收購、公司融資、公司治理等多個方面，由此，他所搭建的理論框架也被稱為交易成本經濟學。

　　此外，威廉姆森還積極促進了跨學科的互動與研究，他把經濟學、法學、管理學乃至心理學多學科的融合，作為推進他的經濟學理論發展的重要途徑。在幾十年學術生涯中，威廉姆森并非一帆風順。早年，他僅僅就讀于一家社區學院，學習該學院和麻省理工合辦的課程。后來，他還在斯坦福大學里學習過一段時間的化學工程。盡管如此，他說“似乎還是有一只無形的手指引著我走到今天”。而那些看似并不相關的學術經歷，對他后來橫跨經濟學、管理學和法學研究都大有幫助。正因此，他獲獎以后在各個場合的講演，都會提及一長串的感謝名單，包括他在卡內基學院不同學科的同事、在美國反壟斷部門的同事，其中有的大名鼎鼎，有的卻不為人知。

　　大多數時候，他依然本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哈斯商學院破例給已退休的他保留了辦公室，每周四下午4點多，在哈斯商學院C325室召開的制度分析研討會上，人們還是會看到他的身影。一如從前，他默默地坐在那里，靜靜地聽大家發言，偶爾才發表點看法。

　　實踐：為破解中國企業問題提供了解釋維度

　　這次中國行，他將先后訪問北京、成都和深圳，同中國的經濟學同行及企業家展開廣泛深入的對話。對于中國，威廉姆森其實并不陌生。早在1987年，他就和太太在中國待了一個月。當時首站也是北京，在中國社科院開了幾場講座，他現在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場景：“我大概在北京待了兩周，學生們非常熱情，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問題。”20多年后的這次中國行，在講演開始前，他也不忘再次表揚他的中國聽眾：“我在世界其他許多國家都做過各種各樣的系列講座，但是，在中國的系列講座總是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至今，他已經先后四次來到中國，去過上海、廣州、香港等多個城市，和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有過比較充分的接觸與交流。盡管如此，他還是坦言自己在學術層面上對中國并沒有太多研究，在這次講演后同中國學者和企業家的互動中，他甚至一度有點淪為配角的感覺。他在接受采訪時也坦言：自己只能描述一些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比如經濟高速增長，城市日新月異，變化很大。但這些只是主觀感受而已。“我想，我的年齡和精力可能不允許我再去做深入研究了。”

　　而在中國，但凡對經濟學理論有所研究的，對威廉姆森早就并不陌生。這次北京講演現場的另一位嘉賓、北京大學國務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教授提到：“我以前聽過威廉姆森先生的講座，二三十年過去了，我覺得今天聽懂的部分比那時候大大增強。”除了親耳聽到威廉姆森的講演，更多的中國經濟學研究者通過其著作認識了他，如今，威廉姆森的主要作品早已翻譯成中文，新制度經濟學在上世紀80年代引入中國后，威廉姆森的著作成為相關領域的必讀書。

　　過去30年，威廉姆森的學術成果對中國的改革實踐更是具有相當大的啟示作用。交易成本、非正式合同、治理結構等概念，都是中國經濟學文獻和討論中國經濟改革問題的熱門詞匯。在威廉姆森此次來中國之前，中國的學者和企業家對他的企業理論如何落地中國，早已有了一番熱烈討論。可以說，對于破解中國的企業問題，威廉姆森的學說提供了非常好的解釋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