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國慶五十周年系列專版》之四

新中國外交五十年：縱橫捭闔五十年，和平友好遍五洲

作者： 唐風

文之一 敘言：新中國五十年外交，走過的是一條極不平凡的道路，大體經歷了三個時期：從建國到五十年代末，是創建和發展新型外交關系，埋葬屈辱外交，確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時期；六、七十年代是中國外交多姿多采，取得歷史性進展的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與第三世界朋友互相支持，成為中美蘇世界大三角中的一極；一九七八年以后，是中國發展和完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線，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其他國際關系準則基礎上建立公正、合理、穩定的國際新秩序的時期。

文之二： 中蘇友好：從同盟倒破裂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外交出擊，就是中蘇友好互助同盟的建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國為加強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系，毛澤東首次率領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并舉行中蘇兩黨、兩國的最高級會談。

雙方討論了有關中蘇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及國際形勢問題。二月十四日，中蘇簽訂了為期三十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其他一些重要協定，意味著兩個盟國“蜜月時代從此要揭開序幕了”。這對剛剛誕生的新中國保障國家安全、發展經濟、迅速醫治戰爭創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誰也無法預料兩個社會主義盟國的關系以后會遇到什么坎坷，但這份條約的簽訂畢竟給當時的世界帶來了震撼。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與蘇共兩黨發生認識分歧，形成了一場規模較大的中蘇論戰，并波及到兩國的關系。一九六0年七月，蘇聯單方面中斷中蘇兩國簽訂的合同，撤走全部援華專家，致使中國正在建設中的大批企業無法繼續進行，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建設造成極大損失。至此，中蘇關系完全破裂。直到一九八九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兩國關系才恢復正常。

文之三： 和平共處：中國贏得亞非朋友信任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歐美等國的封鎖，中國與世界大部分國家基本處于隔絕狀態。五十年代中期，中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周恩來總理的外交魅力，迅速步入國際舞臺。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個亞非獨立國家的代表在印尼的萬隆舉行會議，共商加強合作，維護民族獨立和世界和平的大計。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在會議上用“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求異的”贏得了各參加國的信任，提出了著名的指導國際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開創了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和平共處的先例。

會議期間，周恩來日以繼夜地工作，利用一切機會展開積極的外交活動，向世界展示了他的外交魅力，促進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相互了解。這次會議后，亞洲各國加強了同中國的關系，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也越來越多。萬隆會議對中國來說，是一次偉大的外交勝利。

文之四： 三個世界：毛澤東雄才大略觀環球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對外關系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尤其是大批亞非拉的新獨立國家相繼加入聯合國，使新中國成立后為恢復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的努力出現了曙光。

中國是聯合國創始國之一，又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多次致電聯合國，申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但由于美國的阻撓，致使這一問題拖了二十多年未獲得解決。一九七一年七月，中美發表尼克松總統即將訪華的公告后，美國仍不甘休，一方面迫使聯合國通過決議，把恢復中國大陸代表權的問題列為“重要問題”，必須有聯大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才能通過；另一方面提出所謂“雙重代表權”提案，企圖“制造兩個中國”。十月二十六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否決了美國的“雙重代表權”提案，以壓倒多數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恢復中國大陸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與此同時，世界上的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面對新的國際形勢，中國如何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毛澤東在反復思考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關于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一九七四年二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第三世界人口眾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當年四月，聯合國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時任中國政府副總理的鄧小平首次向世界闡明了毛澤東的這一戰略思想。

根據毛澤東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中國在七十年代將建立和發展同亞非拉第三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作為外交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同第三世界國家建交的數目比過去大大增加，出現了一個更大范圍的建交高潮。這段時期內，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著名政治活動家應邀到中國訪問，中國領導人和高級官員的足跡也遍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文之五： 亞太三角：中美日穩定地區新格局

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世界上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由五十五個增加到一百二十四個。為對付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的威脅，以及擴大國際交往，形成有利于解決臺灣問題、實現民族統一大業的國際環境，中國作出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戰略決策。

一九七0年十二月，毛澤東會見美國朋友斯諾，明確表達新中國二十多年來第一次歡迎美國總統訪華的信息，并于第二年利用中國在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四項冠軍的時機，果斷作出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決定。“乒乓外交”這一出乎世界預料的舉動，神速地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門。“小球轉動了大球”，中美兩國關系的發展出現重要轉機。隨后，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開始為中美關系的實質性進展做鋪墊。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實現了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歷史性會晤，雙方簽署了《上海公報》，確定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及雙方確認的其他一些基本原則，標志兩國關系正常化過程的開始。七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太平洋兩岸的兩國大國終于捐棄前嫌，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

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努力，使一向追隨美國的日本惟恐落后于形勢。一九七二年初，“中日復交問題”成為日本社會關注的熱點，日本國會也為此而展開激烈辯論，最終以主張中日復交的田中角榮內閣的上臺而告結束。當年七月七日，田中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上表示：“要盡快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邦交正常化”。

從法理上說，一九四五年日本軍國主義戰敗投降到一九七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正式外交關系就等于戰爭狀態還沒有結束。因此，建交必須首先清算日本那段侵華戰爭歷史。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作為戰后第一位日本首相訪問中國，雙方于二十九日發表復交“聯合聲明”，正式宣布，兩國之間的戰爭狀態結束，日本對過去的侵略戰爭表示深刻反省，中國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揭開了兩國關系史上新的一頁。但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日本一部分人包括官方人士，竟然企圖否認侵略歷史，傷害了中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

中國同美國、日本的關系正常化，在亞太地區形成了一個戰略大三角格局，為地區的安全增添了新的穩定因素，使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

文之六： 和平發展：鄧小平重新評估世界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調整國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這一時期，鄧小平在繼承毛澤東、周恩來外交思想的基礎上，根據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和國內中心任務的需要，對中國外交政策和外交戰略進行重大調整：

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是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和維護世界和平。在國際事務中，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堅持獨立自主，一切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按照是否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是否有利于發展各國間的友好關系，是否有利于共同發展和繁榮，采取正確的立場，決不屈從任何大國或集團的壓力。

鄧小平外交新思維，適應八十年代的國際形勢，引導中國外交進入全方位發展的時期。一九七八年鄧訪日、七九年訪美、八八年印度總理訪華、八九年蘇共總書記訪華等，中美、中蘇、中日、中歐，以及中國與周遍國家關系全面發展，中國作為有影響的發展中大國正在崛起。

文之七： 大國外交：江澤民致力推進世界多極化

進入九十年代，兩極格局終結，世界正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進入了新舊格局交替、風云變幻的過渡時期。中國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多極化世界的形成過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九十年代后期，以中共十五大為標志，中國外交出現了五彩紛呈景象，空前活躍的大國外交格外引人注目。中國領導人與世界各大國領袖頻繁交往，就重大國際問題加強協調與合作，為建立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發揮了積極作用。

國家主席江澤民于一九九七年十月的訪美、九八年十一月對俄羅斯和日本的訪問，建立了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大國伙伴關系。與此同時，美歐等一些重要國家的領導人，如美國總統克林頓、英國首相布萊爾、法國總理若斯潘、德國總理施羅德、意大利總統斯卡爾法羅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桑特等相繼訪華。

北京與華盛頓、莫斯科、東京、倫敦、巴黎等之間分別建立起各種類型的伙伴關系。這種“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國”的新型伙伴關系的建立，有利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有利于促進國際關系的更加平衡的發展，為當今國際關系特別是大國關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如外交部長唐家旋所說，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作為一個和平、合作、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已為國際社會所公認。

外交以國力為基礎。一個經濟上貧窮落后，政治上動蕩不定的國家很難有外交可言。新中國五十年來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除得益于正確的外交政策外，更是國泰民安，經濟持續發展的結果。

文之八： 截至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中國同世界上一百六十二個國家保持外交關系。

亞洲（四十五個國家）：阿富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曼、阿塞拜疆、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巴林、朝鮮、韓國、菲律賓、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卡塔爾、科威特、老撾、黎巴嫩、馬爾代夫、馬來西亞、蒙古、孟加拉國、緬甸、尼泊爾、日本、塞浦路斯、沙特阿拉伯、斯里蘭卡、塔吉克斯坦、泰國、土耳其、土庫曼斯坦、文萊、烏茲別克斯坦、新加坡、敘利亞、亞美尼亞、也門、伊拉克、伊朗、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亞、約旦、越南、格魯吉亞

非洲（四十五個國家）：阿爾及利亞、埃及、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貝寧、博茨瓦納、布隆迪、赤道幾內亞、多哥、厄立特里亞、佛得角、剛果、吉布提、幾內亞、幾內亞比紹、加納、加蓬、津巴布韋、喀麥隆、科摩羅、科特迪瓦、肯尼亞、萊索托、利比亞、盧旺達、馬達加斯加、馬里、毛里求斯、毛里塔尼亞、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爾、尼日利亞、塞拉里昂、塞舌爾、蘇丹、索馬里、坦桑尼亞、突尼斯、烏干達、贊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中非、納米比亞、南非

歐洲（四十一個國家）：阿爾巴尼亞、愛爾蘭、奧地利、保加利亞、比利時、冰島、波蘭、丹麥、德國、法國、芬蘭、荷蘭、列支敦士登、盧森堡、羅馬尼亞、馬耳他、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圣馬力諾、俄羅斯、西班牙、希臘、匈牙利、意大利、英國、愛沙尼亞、拉托維亞、立陶宛、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捷克、斯洛伐克、安道爾、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摩納哥

美洲（二十一個國家）：阿根廷、安提瓜和巴布達、巴巴多斯、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古巴、圭亞那、加拿大、美國、墨西哥、蘇里南、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委內瑞拉、烏拉圭、牙買加、智利、巴哈馬、圣盧西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