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諤諤中南海--思想者訪問記之三

　　中新社北京八月二十六日電　題：吳敬璉：諤諤中南海--思想者訪問記之三　　　　　　　　　　　　　　　　中新社記者　　肖瑞　王曉暉

　　問起月前他在中南海的會議上，直言己見，爭執得面紅耳赤的事情，吳敬璉表情泰然而又淡然。這在他已經不是第一次。而且在他看來，忠實于科學，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樣的會議，現在在中國已很經常--就重大的經濟問題征求經濟學家的意見，中央和政府的最高官員與學者對話。在這些領導和學者的身后，圍坐成一圈的,是參加聽取意見的政府各部門的部長。

　　吳敬璉就是在這樣一個很鄭重的場合，一如既往，直抒胸臆。而后，他就匆匆趕到外地，開始另一項工作。至于他一石之后漾開的重重漣漪，吳敬璉就沒有時間去管了。

　　據說，十年前，也有過這么一次，在中南海里面紅耳赤地爭執起來。吳敬璉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轉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個政府直屬的研究機構工作的十五年來，這樣的場面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不管是與高官、大賈，還是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直接的對話與交談，吳敬璉都能直接地說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那時候，他只想著如何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得清楚明晰，其他的就顧不得許多了。

　　當然，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吳敬璉是不可能這么做的，他甚至也不會想到要這樣做。因為，在很長的時間里，“中國都沒有真正的經濟學，有的，只是對‘最高指示’、現行政策的詮釋和辯護”。

　　也曾經真心地迷信“左”的思想和潮流，吳敬璉坦然承認參加過對自己老師孫冶方先生的口誅筆伐。那時，對于三十幾歲的吳敬璉來說，政治上的正確比他的老師更重要。

十年之后，經過在干校對農民生活的親身觀察，經歷了勞改，戴過了反革命的帽子，吳敬璉逐漸從迷幻中醒來，他對中國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探索的路有時就象中國改革的道路一樣曲折和漫長。吳敬璉的幸運是，“文革”在給他無數精神摧折的同時，也給了他無數的時間，還給了他一個可遇不可求的老師和朋友--顧準。在勞改隊里，吳敬璉和顧準相濡以沫。在顧準的幫助和啟發下，吳敬璉開始恢復和提高英語閱讀能力，研讀和翻譯現代西方經濟學家的論著，同時學習中國史、世界史、哲學史、思想史、文學史……

　　八十年代初，吳敬璉又與機會相遇。與來華的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和捷克經濟學家錫克的接觸交流，使吳敬璉在朦朧中似乎找到了中國“擴權”改革實驗不成功的原因，開始萌發了重新學習經濟學的強烈愿望。

　　而后，五十三歲的吳敬璉只身赴美，已是正教授的他在那里旁聽了大學本科生的課程，從經濟學原理學起，一直到博士生的討論課。這一段對現代經濟學的再學習，為他對中國的實際經濟問題理解打下了較好的理論經濟學基礎，這種研究與思考使吳敬璉獲得了一種信念：任何真正的改革，都應當是市場取向的，即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形成“整體協調”的改革。

　　據說，由于學習太緊張，在一九八四年回國的時候，吳敬璉已經累得說話時連舌頭都不轉了。但他還是迫不及待地趕回國內，因此，回國前，想和夫人到香港轉一轉的安排也取消了。

但回國后，吳敬璉一點也沒有休息，就被時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的馬洪拉到東北，起草一份關系改革大局、為在一九八二年遭到批判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翻案的論文。從此，吳敬璉就從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轉到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成了一名“政府經濟學家”。

　　對此,有人有疑義，有人有微詞。吳敬璉覺得，問題的關鍵不在一個人在哪里工作，而在于他秉持什么樣的主張。“并不因為你當了政府經濟學家，就變得道德低下了。要那么清高干什么呢？你不是要改變這個社會嗎？不是要為人民造福嗎？在政府機構里面，不是完全可以和在民間機構里做得同樣好么！”

　　今年六十九歲的吳敬璉無意在這些問題上糾纏不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他的工作日，而且天天都要工作到午夜，他沒時間心有旁騖。但他關于中國改革的研究成果，卻日見豐碩：

　　--一九八四年，他參加馬洪領銜的《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意見書的寫作，為商品經濟平反，為十二屆三中全會作了輿論準備；

　　--一九八五年，他到處宣傳“三環節配套改革”的思想，后來終于為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制定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所接受；

　　--一九八六年，他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方案辦副主任，成為中國政府制定第一個全面改革方案的起草負責人；

　　--一九九二年，他向黨中央提出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的建議，被中共十四大所采納；

　　--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間，以他為首的課題組提出《對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設計》以及相關改革方案，為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供了重要參考；

　　--一九九七年，他領導的有關課題組向黨中央提出關于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和社會主義理論創新的兩份報告，為十五大的理論創新和政策突破作了準備；

　　--一九九八年，他又提出把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確定為中國的大戰略的思想，得到朝野有識之士的贊賞，中小企業發展的熱潮逐漸興起……

　　很難想象，這些經國濟世、擲地有聲的文字，就出自那個簡樸的、擁擠又有些凌亂的書房。從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幾十年，吳敬璉一直住在夫人周南供職的北京師范大學宿舍里。一九八八年升級到了一座老式公寓樓，四間，沒有廳。飯廳和廚房和為一體，飯桌臨窗。周南說，坐在那里吃飯，就象坐在外面的樹林里。

　　客廳里，懸掛著一幀很有講究的畫，那是四十八年前，吳作人、蕭淑芳夫婦一人作花，一人寫鴿，送給吳敬璉的繼父陳銘德和母親鄧季惺夫婦的。如今，中國報業先驅陳銘德、鄧季惺夫婦都已作古，吳敬璉就從他父母那里繼承了這幅畫。

　　一同承接過來的，還有母親血液里流淌著的民主的意識、實業家的精神和積極進取、嫉惡如仇的性格。這是一種很有力量的性格，它幫助吳敬璉度過許多生命里的難關。都知道吳敬璉是大名鼎鼎的“吳市場”，可有幾人知道，當初，這“吳市場”可并非美譽，說的是他“不與中央保持一致”。這在當年可是一頂能壓得人直不起腰來的大帽子。

　　后來，在中國，市場經濟越來越得到官方和民間的認可，“吳市場”才變成人們對他當初具有先見之明的贊揚。對待這種褒揚或者貶抑，吳敬璉的態度沒什么兩樣。有的只是他對經濟學一貫的沉迷和對真理一貫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