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永遠的批判者--思想者訪問記之四

　　中新社北京八月二十七日電　題：錢理群：永遠的批判者--思想者訪問者之四　　　　　　　　中新社記者　王曉暉

　　北大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從來都是一塊精神的土壤。每次上課之前，北大教授錢理群都要在未名湖邊走一走。他說，每次的感覺都不一樣。

　　在千百次走過之后，錢理群參與完成了《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的編撰工作。他說，這樣做不是想給北大的“右派”們平反，而是想研究，在那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下，北大學生為什么能堅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并顯示出獨立、自由的思想者品格。

　　　　　　“未來中國思想家可能以群體性的面目出現”

　　這本書或可成為他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參照。這一課題和五十年來的共和國文化問題，近來一直在錢理群的大腦里縈回。

　　他認為，新中國建立后很長一段時間，經濟是計劃經濟，文化是計劃文化，思想被納入整個國家的發展計劃中，知識分子失去了獨立自由地批判和創造的權利。

　　中國近二十年來思想解放運動的最大意義，是使中國知識分子重新回到思想者的位置上來，擺脫精神萎縮的狀態。錢理群說，開始出現了一批獨立的思想者，分布在各個領域，這是歷史的一個重大進步。

　　無論從什么角度來講，現在的中國都迫切地需要新的思想和思維，新的價值理念。但幾十年文化的封閉，造成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知識結構根本的缺陷。我們只能寄希望于后來者，錢理群說，因為思想大家的出現不光依賴于個人的知識積累，還依賴于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

　　據他預測，將來這種思想家的出現可能是群體性的，不一定是個人。因為知識的發展越來越快，巨人型的思想家是越來越不容易產生了。　　

　　　　　　“我的責任是把民族的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

　　精神的萎縮使得知識分子在很長時間里，都處在一種缺席狀態。錢理群說，文革后期，很多人都感覺到，改革的時代到來了，需要有人為即將到來的改革提供理論和思想上的準備。但實際上，承擔了這一任務的，不是成熟的知識分子，而是當時的年輕人，甚至是一些半大的孩子。

　　他們的精神非常可貴，但不得不承認，思想的成果是很微小的。錢理群說，這使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思想解放運動一開始就缺少深刻周密的理論作為基礎和引導。

　　本世紀有三件大事，第一，是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是殖民帝國的瓦解，新興民族國家的興起，第三，是共產主義運動從興起到高潮，到危機與變革，中國都處在焦點的位置上，按說，這應該導致有力度的思想的產生，而事實并非如此。

　　錢理群說，這跟我們民族一百年里付出的代價是不相稱的。令他感到擔憂的是，付了學費，但沒有收獲。而這種可能絕對存在。

　　在貴州當過十八年的語文教師，“精神流浪”時的錢理群常常空著肚子大啃魯迅。“作為一個思想者，我的責任就是把我自身和民族共同經歷的苦難，轉化為精神的資源。”錢理群說。

　　　　　“我不看別人的臉色。我注重批判的徹底性”

　　向持批判立場的錢理群，其實是個挺和善的老頭兒。他的書房大概超不過六平方米。參差錯落的書籍上方，高懸著的，是一幀魯迅像。

　　我給自己的定位，是接著魯迅的話往下說：闡釋魯迅；傳播魯迅思想的遺產。錢理群說，由于魯迅思想的超前性和人們對他認識的不足，可以從他那里汲取一個做為自己批判的立足點。我也賴以魯迅為自己的精神支柱，成為一名獨立的、自由的、批判的、有一定創造性的知識分子。

　　從貴州考回北大讀研究生，錢理群已經兩鬢微霜。而后，他從“老童生”變成了“老教授”，住到了北京西北的邊緣地帶．

　　而“邊緣的位置”，正是錢理群給自己的定位。他說，要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不關注社會是不可能的。我會在邊緣位置上關心著中心的問題，并發布我的聲音。

　　我不看別人的臉色！錢理群解釋說，“別人”，是個寬泛的概念，不僅指當權者，也指民眾。我堅持我的想法，對社會起一個制約的作用，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我是一個聲音！”--他的聲音低沉而激越：“它有兩個意義。一個是我作為一名教授，可以使得學生們聽到不同的聲音。另一個是，對于社會來說，我的聲音能起到某種制約的作用。”

　　他特別強調，我說的許多知識分子問題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一個真正的批判者，他最終的批判是指向自己的。否則，就很可能是個假道學家。

　　反對一切人奴役人的現象--這是錢理群艱難而痛苦地秉持的純粹的批判立場。這它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彼岸的目標，只可以接近，永不能到達。但它不可或缺，就象北斗星，有沒有是不一樣的。

　　　　　　“有什么樣的國民，就有什么樣的知識分子”

　　九十年代初，在政治上壓力尚未完全消除的情況下，商品經濟的壓力又排山倒海而來，所以，在幾年時間里，中國知識分子都顯得無所適從。

　　但九十年代末，有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回過頭來執著于精神，他們的爭論觸及到越來越根本的問題。這使錢理群感到欣慰。

　　他說，我們民族有兩大弱點，一是想象力不足，一是理論思辯能力不夠。有什么樣的國民，就有什么樣的知識分子。中國講生存哲學，沒有什么人樂意從事純粹的精神活動。所以，幾年前，我就在北京大學呼吁，中國需要新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需要思想家或者思想家型的學者。　

　　從清教徒式的追求，到對個人的、物質欲望的呼喚；從物欲橫流到人的神性的復蘇，錢理群堅信，對精神的追求在一個時期會被壓抑，但不會太長久。現在，返歸精神的年輕人雖然比例很小，但總量并不小。擺來擺去，社會又回到一個正常的狀態，又達到一種生態的平衡。

　　而錢理群，則將潛入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研究，通過文化現象剖析知識分子的精神。他最近出版了《一九四八--天地玄黃》，并著手撰寫《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據說都是這項研究的一部分。

　　共和國文化的研究將是錢理群下一步工作的重點。這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形態，有自己獨特的機構、體制、觀念和語言，形成了新的國民性。

　　所以，“我首先要做毛澤東思想研究，因為他是這個文化的締造者。然后做知識分子五十年精神思想發展的研究，因為他們是這個文化的接受者。第三，就是寫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