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開始，在北京市內行駛的社會車輛正式開始試行按車牌尾號每周停駛一天的交通管理新措施，從“十一”長假前夕，北京限行新政公布后至今，圍繞這項政策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事實上，在奧運會結束前夕，圍繞單雙號限行措施是否應當長期實施，就曾經引發過社會各界人士的熱烈討論。

　　如何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真正考慮民意，最大限度減少政策實施產生的負面效應？10月11日下午，在北京大學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舉行的“機動車限行”公共圓桌會議上，公眾代表、公共政策學者以及法學者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限行新政打了擦邊球？

　　人民網曾經在“十一”黃金周針對限行新政做了一項調查，參加調查的6000多名網友中，有93.1%的網友認為這項決策應提交人大審議通過后執行；4.5%人認為這項決策應舉行聽證會通過后執行；只有2.4%的網友認為限行可以由政府發布行政命令執行。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認為，政府出臺可能影響到公民基本權益的政策，不能簡單的通過經濟補償手段來彌補，“雖然限行新政中有規定，對停駛的機動車減征1個月養路費和車船稅。但這種措施并不意味著決策者可以斷然處置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

　　與會的一些學者認為政府出臺限行新政過于隨意，處置公民的財產權益不能用這樣簡單的方法操作。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甘培忠認為，北京限行新政出臺有打擦邊球的嫌疑，他分析說，由于奧運期間，機動車單雙號限行、黃標車禁行、冶金建材石化等150多家重污染企業停工停產、城區工地停止土石方工程和混凝土澆筑作業等種種措施，使奧運期間環保和交通的狀況得到非常明顯的改觀，人們享受到了藍天白云、道路通暢，限行措施結束后，如果反差太大怎么辦？

　　在這種狀況下，政府出臺了試行的限行新政，“如果決策程序比較嚴謹，大家把所有問題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表示出來，公眾做點犧牲就值了，此次政府決策程序上有嚴重的瑕疵，”甘培忠說，“這樣輕率的處理公民的財產權益，將會影響政府的公信力。”

　　許多民眾也注意到，這兩次限行公告的法律依據也有所不同。奧運期間“單雙號限行”《通告》的法律依據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為順利籌備和成功舉辦奧運會進一步加強法制環境建設的決議》，而機動車試行每周停駛一天《通告》的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辦法》，該通告并未指明具體依據哪個條款。

　　甘培忠指出，這就表明后者的法律依據不太充分，否則，奧運期間限行的通告就可以依照這兩個法律法規，無須由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一個新決議。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認為，包括單雙號限行在內的北京奧運期間的種種措施，可以看作是政府在一種例外、緊急狀態下進行的管制措施，但是如果把這種例外狀態常規化，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公私車是否一視同仁

　　無論是單雙號限行措施實施期間還是限行新政公布之后，有關“限行對于公車沒有根本約束，限行只是限了私家車”的輿論一直廣受關注，此次北京的限行新政中規定，從今年10月1日起，北京市各級黨政機關封存30%公務用車。

　　張鳴表示，“在機動車限行問題上，政府不能撿軟柿子捏。”

　　張鳴舉例說，2006年中非論壇期間，北京曾經嘗試了公車停駛，交通有明顯好轉，所以在限制私車前，應該先限制公車，如果限制公車達不到理想的效果，才可考慮限制私車。

　　甘培忠認為，此次限行新政的實施難點之一是“公平約束”，甘培忠道：“文件規定，北京市所屬政府機關里面控制車輛30%。但中央政府機關沒有任何呼應。他們的車到底有多少？”在政府層面，限制公車的前提是公開公車的現有數量，以便進行數據對比和民主監督。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表示，從政府信息公開的角度來說，各級各類公車的數量不涉及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政府完全可以將其公開。

　　“如果政府能夠把限行新政所能約束的公車詳細情況向公眾披露，所有的車都一視同仁的受到限行，可能就不會有任何抱怨了。”甘培忠說，他提議，目前北京市公車非常多，可以借助這個機會，搞一次“北京廉政”行動，把北京市及其部委的車集中起來，清查數量，到底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然后將不合理的公車全部拍賣，無須封存。本報記者 王亦君 實習生 盛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