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源”輪被日本沒收
2000年11月25日，我國“富源”輪從廈門港出發，駛向日本。到日本千葉港后，日本海上保安廳在“富源”輪上，查獲了17名福建籍偷渡人員。事發后，除隨船的船東代表潛逃外，其余8名中國船員均被逮捕，5名前來接應的人員也被逮捕。
該案在境外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案發后，我外交部領事司多次商請公安部外事局、刑偵局、邊防管理局追查“富源”輪的船東和偷渡組織者。廣東、福建、安徽等省公安機關和外事部門，也先后做了大量工作，但未能查清“富源”輪的船東和偷渡組織者。
2001年11月，外交部領事司再次商請公安部邊防管理局，責成有關省邊防部門立案偵查此案。2001年11月7日，公安部邊防管理局指定江蘇省邊防總隊立案偵查“富源”輪偷渡案。
2001年11月20日，根據公安部邊防管理局指示和要求，江蘇省公安邊防總隊立案偵查“富源”輪偷渡案。“11·20專案組”也同時宣告成立。
據“富源”輪船員反映，主犯系船東代表和大副，有部分船員是在開航前才換班上船的，對偷渡的事并不知情。那么，究竟誰是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該案又該從哪里下手？
揭開“富源”輪之謎
“富源”輪在日本出事后，那個潛逃的隨船船東代表，名字叫宋雷，安徽人。在船上，發現了他的一張海員證。這張海員證，就成了案子的惟一突破口。
偵查人員分析，宋雷很可能潛回安徽老家。可是到安徽才發現，這個宋雷早已不干船員了。“富源”輪出事的時候，他根本不在船上。很顯然，宋雷的海員證被人冒用。
宋雷說，他的海員證當時是上交給合肥美菱華船務公司人事部經理季少斌了。偵查人員找到季少斌，季少斌說海員證交給了合肥美菱華公司副總經理許飛。許飛說，海員證給了陳文樹。
這個叫陳文樹的人，拿海員證做什么呢？許飛知道，季少斌也知道，是為了冒名頂替。可他們明知道陳文樹拿了海員證是去冒名頂替，為何還要向他提供海員證呢？原來，“富源”輪就是他們公司賣出去的，開價高出市場價20萬元。
進一步偵查，案件很快取得重要突破。“富源”輪是安徽美菱華船務公司于2000年初購買的。當年5月，該公司副總經理許飛，將“富源”輪以220萬元賣給福建人陳文樹。5月下旬，許飛按照陳文樹的要求，將“富源”輪開進廣州一家船廠，在船上改造了一個暗艙。
之后，陳文樹將“富源”輪的貨運，交給福州信昌船務公司的王春榕經營，船員則由許飛的美菱華公司選派。2000年11月25日，“富源”輪利用暗艙運送17名偷渡分子，在千葉港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查獲。
查明了“富源”輪的船東和偷渡組織者，案件并未至此結束。在“富源”輪案件的背后，還隱藏著一個更大的案件。
陳文樹到案
在發現陳文樹的狐貍尾巴之前，他已經被逮住了。只不過那時，他與“富源”輪的關系尚未被發現。
2001年初，陳文樹在一家舞廳，遭一名犯罪分子綁架。福建警方將此案破獲后發現，陳文樹搞過偷渡活動，遂于當年3月以涉嫌參與運送他人偷越國境，將陳文樹拘留。
陳文樹，福建省莆田人，1964年1月27日生，別名阿牛，綽號“陳光頭”。1982年，他到莆田一家汽車運輸公司搞汽修，1988年辭職給別人打工。
1998年6月，陳文樹自稱福州九州船務公司副總經理，打電話給安徽省海運公司航運科科長王成，想以高額租金承租該公司一艘遠洋船。多次電話交往中，王成預感到對方租船不是搞走私就是搞偷渡，沒敢將本公司的船租給陳文樹。但在高額租金誘惑下，王成與安徽美菱華船務公司總經理許飛聯手，承租了福州信昌船務公司的“安華欣”輪，再將“安華欣”輪連船帶船員，租給了陳文樹，王成和許飛從中賺取差價。租船合同簽訂后，陳文樹向王成和許飛講明，租船是用于運人的(指偷渡人員)。
1998年6月下旬，“安華欣”輪從廈門港運送了10余名偷渡分子到日本。該航次結束后，因“安華欣”輪太破舊，故障不斷，陳文樹退了租。
1998年下半年，陳文樹又打電話給王成，還想從安徽省海運公司租一艘遠洋船。此時的王成知道他租船是要搞偷渡，沒敢表態，遂請示公司董事長、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姚雪。為此，姚雪專門召開了中層以上干部會議，討論將船租給人家搞違法活動是否可行。經研究決定，以王成個人名義將公司的“廬江”輪，以高額租金，連船帶船員期租給陳文樹，并由公司船員外派部經理白玉泉為“廬江”輪選配船員。租到了“廬江”輪，陳文樹隨即在船上改造了一個用于偷渡的暗艙。
1998年8月下旬，“廬江”輪從福建莆田海域運送了20多名偷渡分子到日本。9月中旬、10月末，又分別偷渡了30人到日本。每次偷渡成功，陳文樹都要開出大筆“獎金”。這使該公司大批人員由被動變為主動，不同程度參與了偷渡活動，成了共犯……
他們作案期間，多次遇到險情，一次，“萬順輪”在臺灣附近主機突然熄火，無法繼續前往日本，在海上漂泊了好幾天。陳文樹得到消息后，無奈之下，趕緊向我海事部門求救。因為他知道，如果這些偷渡人員出現意外，他的命也保不住。我國著名的遠洋打撈船“呼救12號”，將萬順輪拖回，76名偷渡客才得以生還。
除機器發生故障外，他們還多次被日本警方查獲。先后有“美菱華1號”輪、“華南”輪、“豐順8號”輪、“富源”輪被日本警方查獲，均在境外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越“玩”越大
隨著偷渡次數增多，陳文樹越“玩”越大，該團伙的“觸角”也越伸越遠。
搞偷渡活動雖然風險很大，但看到收益之高，許飛等人漸漸成了“積極分子”。許飛認為與安慶輪船公司海運公司的總經理李張勤關系不錯，便動員李張勤搞偷渡。李張勤說不會搞，許飛便派了一名水手長到李張勤的“振風2號”輪上進行“傳幫帶”，并在第一次運送2名偷渡分子得逞后，交給李張勤贓款13萬元。這一航次，“振風2號”輪的船長不同意帶偷渡分子，許飛與李張勤便派人做這名船長的思想工作，最終使該船長成了一名“骨干”。
1999年，經王成、許飛的介紹，李張勤將“振風2號”輪期租給陳文樹搞偷渡。
1998年底，陳文樹想租大連五豐船務公司王家強的遠洋船搞偷渡，遂打電話給王家強的大學同學姚雪及王成，請他們出面做王家強的工作。姚雪和王成便積極充當了陳文樹的馬前卒，勸說王家強將其公司的“萬盛”輪租給陳文樹，并陪同陳文樹前往大連與王家強商談，后又陪同王家強前往福州與陳文樹商談。王家強因當時五豐公司陷入困境，為取得高額租金，在明知陳文樹租船是用于搞偷渡的情況下，將“萬盛”輪以租給王成的名義，租給了陳文樹。陳文樹租船后，在寧波一船廠對“萬盛”輪進行改造，在船上建造了一個可容納70多人的暗艙。王家強知道陳文樹在其船上建造暗艙后，指示有關人員不要過問此事……
追捕“漏網之魚”
前年底，偵查人員秘密到莆田追捕陳文樹時發現，此時的陳文樹已因另一起偷渡案件，被當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并被移送當地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去年元月1日，市檢察院主訴檢察官徐寧峰獲悉這個消息后，立即建議偵查人員回寧，通過省公安廳把已掌握的陳文樹的犯罪行為及相關證據，向公安部報告，提請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協調，將陳文樹移交江蘇司法部門進行查處。3月，全國反偷渡會議上，經公安部、高檢院、最高法院協商指定，陳文樹案件由江蘇管轄。
6月初，因此案涉案人員眾多，案情十分復雜，南京市檢察院指派主訴檢察官徐寧峰提前介入，引導偵查機關對案件的進一步偵查，并進一步補充、完善相關證據。到此時，雖然已有36名涉案人員被抓獲歸案，包括陳文樹和王成這兩個“蛇頭”，但根據目前掌握的案情，此案涉案人員肯定不止這么多人。于是，徐寧峰提出了進一步的偵查思路：排查現有線索，把準打擊方向，深挖其他“蛇頭”和涉案人員。圍繞這樣的偵查思路，經過近4個月的進一步偵查，又有6名主要的涉案人員被捉拿歸案。
庭審連創五項第一
市法院刑一庭庭長汪敏介紹，這起特大偷渡案，是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3家掛牌督辦的案件，也是全國反偷渡第一案。
去年10月26日，市檢察院向市法院對該案起訴后，市法院非常重視，刑一庭專門抽調了6名法官，3名書記員參與此案的審理。這起案件的審理創造了我市刑事審判的多項第一：涉案人員最多，共有42名；卷宗最多，共有135本；持續開庭時間最長，共15天；判決書最長，共有118頁近7萬字；參與出庭辯護的律師最多，共有56人。
周侃、查恒興、韓亮是主審此案的3名法官。審判長周侃說，由于這起案件涉案人數多，涉及證據數量多，并且相關證據之間的關系相當復雜，開庭前，合議庭制定了詳細周密的庭審方案。他舉例說，42名涉案人員，分別關在4個看守所，按2名法警押解1名被告人，就要84名法警，加上保衛、維持秩序的警力，光法警就出動了100多人。最辛苦的是3名書記員，輪番上陣，每天十幾個小時記錄下來，庭審筆錄厚厚的有上百頁，手都麻了，連筷子都拿不住。至于法官，連續開庭下來，嗓子都說啞了，天天要吃潤喉片。周侃說，再忙再累，作為一個法官，一輩子能審這么一個全國關注的大案，值！
經過15天的庭審，查明了這起大案的全部事實，在此基礎上，合議庭在定罪量刑上嚴格依法辦事。檢方原來指控陳文樹等42人為犯罪集團的定性，法院未予采信，而是定性為共同犯罪；參與偷渡的4名船員，偷運出境者均在10人以上，按照法律至少要判刑5年，法院審理后認為，這些船員是被迫參與的，與積極參與有區別，同時歸案后認罪態度好，又主動退贓，最后本著寬嚴相濟的精神，對4人做出了減輕處罰的判決，4人被判緩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文章原載于《南京日報》，作者:呂寧豐、侯錦陽、肖水金、龔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