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6日電 “貧嘴”的生活是幸福的，因為“貧嘴”而成為“名嘴”的生活呢？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竇文濤日前在上海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說：失敗感始終伴隨著我。

　　珍惜每一次當眾出丑的機會

　　竇文濤沒想到過自己有一天可以靠說話吃飯，更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名嘴，因為他有因嘴笨而傷透了心的童年。“在小學五年級之前我一直有輕微的口吃。”上初中后，盡管徹底告別了“口吃”，也不再講地道的“石家莊方言”，但距離語言天賦的展露仍然遙遠。

　　一次當眾出丑改變了他。

　　初中老師讓竇文濤參加學校的演講比賽，盡管上場前演講稿已倒背如流，但上臺后面對黑壓壓的一片時，他還是不可遏止地緊張了。背完兩段話后，他大腦一片空白，在沉默中熬過了整整一分鐘。在全校師生的睽睽目睹下，竇文濤跑出了校門。

　　因為“朗誦的那兩段挺好”，老師還是推薦他去參加區里的比賽，“我這次答應得很痛快，結果得了名次，從此我就有點變化了，反正已經‘不要臉’了，還有什么所謂？卸下這個負擔后，我覺得自己還行，再后來就經常在這種場合露露臉。”

　　此次來上海，是受上海教育電視臺邀請，擔任中國名校大學生辯論邀請賽的講評嘉賓。盡管在講評中，竇文濤調侃“我越聽越害怕，因為在整場辯論中，我發現自己什么也聽不懂”，但親臨其境，讓他重溫了自己在武漢大學的辯論經歷，那是唯一的一次，由于再次當眾出丑，他第一次與辯論賽接觸就不得不與這項“溫文爾雅”的活動“永別”了。“當時的辯論題目對是西方文化可不可以實行拿來主義，我是反方，在自由辯中，我站起來發言，‘現在西方盛行天體主義，難道對方女辯友也要在武漢大學的校園里裸奔嗎？’”他沒有上次幸運，評委沒有像初中的那位老師那樣再給他機會——由于不尊重女同學，辯風太差，竇文濤同學被逐出賽場。

　　事實上，在他隨后的“貧嘴”生活中，竇文濤極少與溫文爾雅有緣，這為他撐出了談話節目的新天地。

　　不能讓我的父母聽不懂

　　“我的大學同學都覺得我是一路拼搏，是一個非常有事業心的人，但我自己知道，不是那樣的，我不僅是一個毫無事業心的人，還很自閉，我的生活很少是主動爭取的，說到底，我是個很被動的人。”竇文濤說，“我的生活基本上與世隔絕，我住在深圳，錄像在香港，節目制作在北京，我很多時間都是在幾個城市游走，身邊幾乎沒什么好朋友。”

　　在加盟鳳凰臺以前，竇文濤沒想到過自己會怎樣，他簽的合約就與眾不同。

　　“在香港我舉目無親，鳳凰臺讓我過去當主持人，萬一接觸久了，看我這德行不合格，把我炒了，那不失業了。”為此，竇文濤堅持簽下兩份協議，主持人協議和撰稿人協議。“萬一不當主持人了，做撰稿不是一樣能生活嗎？”所以，至今竇文濤的節目，有很多稿子是他自己寫的，“每次我向臺里提意見，為什么魯豫、許戈輝她們不用寫稿，臺里就會說，協議是你自己簽的，兩樣工作，一份工資。”

　　在傳媒圈中做了十幾年，竇文濤已經很少看電視了，他幾乎從來不看新聞，偶爾看報紙，第一版也是要跳過去的，竇文濤對書更感興趣。

　　“我并不清楚我有多大的名氣，也沒有人告訴我。”竇文濤認為對電視節目主持人而言，運氣最重要，原因說起來并不復雜，“觀眾喜不喜歡你，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你可以為你的夢想和追求付出努力，但給社會的印象你無從把握。你可以一夜成名，那是你運氣，觀眾緣一類的東西，很多時候你真的說不清楚這是怎么回事。”

　　對于電視傳媒追求雅和俗的問題探討，竇文濤覺得很沒有意義，“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談到自己，他說，“我做的節目的基本標準是：我不能讓我的父母聽不懂。”

　　《鏘鏘三人行》是我的生命

　　《鏘鏘三人行》已經做了4年多，每周5期，每期30分鐘。節目的定位是：“不求高度，只求廣度；不求深度，只求溫度；不求結論，只求趣味。”說到底，竇文濤把私人間的侃談搬上了電視。據說這種將娛樂元素注入時事節目的路線，開辟了另類新聞漫話節目的先河。

　　竇文濤說，這個節目早已經融入了我的生命當中，我幾乎是用我所有的生活在做它。我同一個人在吵架，吵著吵著我會對那個人說，“你等會，你剛才那句話不錯，我把它記下來！”節目已經是我的生活凝成的一種東西，如果有一天，臺里出于市場或者其他原因的考慮，不想做了，我想我會另起爐灶，我會另找合作對象，堅持一直做這個節目的。

　　“最初就是想做一個三個人的談話節目，主要關注那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北京人管聊天兒叫“侃大山”，四川人叫“擺龍門陣”，而廣東人則叫“吹水”，這說明聊天這種形式在普通百姓當中還是很有市場的。談話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們的節目不想解決什么實際問題，也不會講什么大的道理，就是幾個朋友聚在一起享受聊天的樂趣。”

　　“有人覺得我的節目很另類，認為我說話很大膽，但其實回過頭來你會發現，我們的話題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平時在飯桌上說過的，恰恰這才是最真實的。”

　　“我現在要做的工作是純潔自己，去掉多余的東西。推掉一些事情，一些做得不好、還沒找到感覺的事情就拒絕它、刪掉它，最后讓自己成為一個最純潔的個體。我過去做得有點多，人就是這樣，你也許想做好幾十件事，可是最后發現都沒有用，每件事中的你都是可以被代替的。你不如一輩子去做好一件事，讓它成為永遠是不可代替的。我想這一個工作可能都足夠我花一輩子的時間去做好它了。”

　　窮我一生，只不過將門推開了一條縫

　　竇文濤在不同場合說著自己公司的“壞話”和“好話”，這次他講的是主持人策略。

　　“鳳凰臺會把更多的事情交給主持人做，現在不少電視臺也在推行各自的主持人策略，這實在是因為鳳凰臺裝備簡陋，不得已而為之。”

　　“我們很多節目的出臺屬于‘逼上梁山’，因為制作條件有限，預算不足，就像《鏘鏘三人行》，原本是準備每期請不同的人來做嘉賓，實在沒條件，才這樣的。現在看來，就應該這樣。”

　　同時，他也得承認，“其實鳳凰衛視對主持人特別寬容，給他們在業務上特別自由的探索空間。所以很多主持人令人感覺風格有變化可能是主持人自己的原因——他認為這樣好，也有人喜歡。鳳凰衛視鼓勵主持人發揮個性、自由探索，所以我想才能有我們這些特別‘怪異’的主持風格的出現。”

　　竇文濤對說話的興趣一直不減，“當你真的對一件事情感興趣，你的失敗感就愈強烈。我對說話有興趣，所以我經常想，終我一生，失敗感也會伴隨我，因為很多時候，我腦子里想的是一個東西，但做出來就是另外一個東西。”

　　“說話能達到一個什么地步？諸葛亮靠說話可以嚇退百萬雄兵，孔子的《論語》是和弟子聊天的真實記錄。對于說話，窮我一生，也不過只是推開了一條門縫，看到里面的風光，自己卻只能在門縫里看，就有了力不從心的挫敗感。”

　　竇文濤正在籌備一個新節目，名字叫《文濤拍案》，定位是一個法制節目，“按照我的意思理解，這不是一個傳統的法制節目，而是將世界各地的、有趣好玩的案例話題，拿出來聊天，讓觀眾分享其中有意思的內容。”和《鏘鏘三人行》不同，新節目中竇文濤將很孤單，因為這檔節目需要他一個人獨自侃上45分鐘，這對于習慣和人聊天的竇文濤來講恐怕并不容易，“我很不習慣一個人對著鏡頭講話，但沒辦法。”不久前，他買了DV，支在他的書桌上，天天對著它講話，權當是提前進入狀態吧。

　　11月30日下午，在福州路的博古齋，竇文濤買了兩幅國畫，他講近來對國畫的興趣濃厚。他講自己的最大理想就是做個閑人，“這樣可以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說話這個職業不好，中醫上講，說話傷氣。”竇文濤雖然這樣說，但他還要繼續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