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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雖然不能確切定義“性解放”、“性革命”，但肯定其中應該包含著性平等(行為和觀念的平等)，而不是性隨意、性濫交；不是一夜情、情欲、情婦、性交易等。雖然其中有些行為對打破女性禁忌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總的來說，這些所謂的“性解放”、“性革命”，不過是性隨意，是對男人已經擁有的性權利的進一步肯定和張揚，難說其中有多少成分是性觀念、性行為的進步。

　　筆者以在網上看到的“性存在”研討會(北京，人民大學，2002.10.16-18)的信息為例展開上述觀點的論述。人大性社會學研究所“中國人性生活調查”(1999.8-2000.8)，把性與生殖的分離看作是性革命的重要表現之一，其中又以人工流產作為指標，認為“避孕和人流合理合法并受到官方大力推進，減少了女性對于懷孕的恐懼。在40歲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有49.1%的人至少做過一次人流，在農村則是29.1%”。看到標榜同情女性的男性性學家居然能夠如此輕松地談論對女性帶來身體與精神巨大傷害的人工流產，不能不懷疑如此論說的性別立場。女性人工流產的數字越多，越說明男人對女人缺乏少關愛，離男女性權力的平等越遠。技術進步帶來人工流產的便利，固然可以使女性掌握生育的自主權，但女性并不能免除人工流產的痛苦，對此，主動權在男人。否則，國際社會就不會以“計劃生育、男性參與”作為奮斗目標了。可見，人工流產的便利，更大的受益者是男人。問一問做過人工流產的女性，她們的內心感受和實際遭遇是怎樣的？問一問給女性做人工流產的醫護人員，她們天天看到、感受到的又是什么？再問一問男人，她們對妻子的人工流產做何感想？然后再來談論什么性解放、性革命，就不會是抽象空洞的了。

　　追問“性福”的另一面

　　在當前性權利的張揚過程中缺失了什么？筆者認為最大的缺失是對性平等的強調。有論者把“性權利”受到重視視為社會進步。我們應該繼續問：誰的性權利？如果男女兩性及所有人的性權利都受到同等重視，那的確是社會的進步。在階級、性別、性傾向、年齡、職業等權力關系中的平等沒有真正實現時，一些看似“平等”的性現象，實際加劇了不平等。對此，上述人大性社會學研究所“中國人性生活調查”所得出的“中國人的性觀念悄然發生了巨變”結論，無論是不經意的還是有意忽視性別之間的差異，都是缺陷。

　　1，“婚前性行為增加”，而且，有過婚前性行為的夫妻“比那些先登記后上床的夫妻，性生活和性愛都要好許多”。這里，調查者忽略了傳統性道德的雙重標準、女性“貞操”觀是否有了改變。換言之，如果婚前性行為的對象不是結婚對象，那么，對夫妻生活的影響是怎樣的？特別是男方對女方的婚前性行為抱怎樣的態度？回避了這個問題，談論婚前性行為能增進“性福”，無論對男人還是女人，都是諷刺。

　　2，“性關系趨向多伴侶”。據該調查，40歲以上的男、女有過多個性伴侶者所占比例分別是20.8%、5.5%；30～34歲的男、女這一比例分別是45.8%和17.7%；處在婚姻狀態之中的30～34歲男女中有婚外性伴侶者男、女比例分別是36%和19.4%。從數據看，在任何層次上，都是男性比女性擁有更多的性伴侶，那么，這是為什么？公眾對男人和女人“性關系趨向多伴侶”的看法一致嗎？調查沒有告訴我們。但現實生活、影視作品、大眾媒體總是不斷提醒人們：在這個問題上，輿論對男女的評價是不同的。如果專家不能指出女性在現有性道德框架下的不利地位，而盲目說什么“多伴侶”、“性開放”的進步性，無異于故意陷女性于危難之中。

　　3，“性交易占據相當比例”。據該調查，40歲以上男人中嫖過娼者占6.4%，40歲以下的占11.3%，其中25～29歲的男子有此經歷者占16.7%，男人曾以錢或重禮換性的比例比上述數字略高幾個百分點。調查數據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對這些數據的解讀。男人嫖娼自古就有，怎就成了性觀念的變化、性革命的標志？只能說現實為男人嫖娼提供了條件，男人的性觀念依然如舊。

　　新“女人禍水論”

　　在“性存在”研討會上，某學者發表了《賣淫女的人格分析》專題調查報告。研究本身未可厚非，但研究的前提值得討論：分明是把把賣淫的罪惡放在嫖娼之首——沒有賣，哪來得買。正如該調查報告引言所云：“當前，社會上的賣淫活動越來越猖獗，這類賣性活動的盛行嚴重地污染了社會風氣，威脅到了人們的健康，直接導致了淋病、梅毒的復蘇，艾滋病的傳播，給全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因此，賣淫已成為了一個十分嚴峻的社會問題。為了綜合治理賣淫嫖娼現象，有效地對賣淫女性進行身心矯治，對這一特殊人群展開調查研究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這不外是女人禍水和男人嫖娼合法的老酒新瓶。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在性交易的買賣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人是在社會地位、政治經濟資源上也同樣占主導地位的人，就是有權有勢有錢的嫖客！筆者較同意方剛先生的觀點：“當前社會上賣淫女被污名化的同時，嫖娼的男人們正成為被同情或羨慕的對象”。其中，沒有革命、沒有進步。

　　性教育老調重彈？

　　很多學者擔心重婚、納妾、拐賣婦女、破壞軍婚、未婚先孕、少女母親、性病與艾滋病等現象對社會的消極影響，因而提倡性教育。認為從“性”著手來消解伴生的社會問題，一個最重要的途徑是性教育。有論者指出：“中國歷史上缺乏的并不是性教育本身，而是教育中缺乏以現代科學成果為基礎的性的全面知識，缺乏適應于轉型社會的性道德知識，更缺乏對個人選擇能力和發展能力的終生培養”。問題是：第一，什么是科學的性知識、性道德？誰掌握著性知識、實踐著性道德？如果對此不問一問、想一想，那么，我們的性教育很難說是“先進文化的代表”，即有可能重彈“女性貞操”、雙重標準的老調。這決非筆者的聳人聽聞，而是真實存在于大中學生的性教育課堂中。第二，如何保障性科學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能夠得以應用？例如，安全性行為是防治性病、艾滋病的保障，但處于弱勢的婦女、性工作者能否有足夠的資源和勇氣進行自我保護？換言之，科學知識的掌握和使用與權力關系不可分割，性教育不能取代爭取性別及一切人平等權利的努力。

　　一句話結論：真正的性革命在中國并未形成氣候，充其量是剛剛開始。

　　文章來源：中國《華聲視點》

　　原標題：性解放還是性隨意？

　　作者:榮維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