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的金融危機再次將阿根廷、巴西、烏拉圭等拉美國家拉入動蕩和恐慌的嚴峻事實，在引起國內不少經濟學家關注的同時，也促使人們深思：經歷二十多年并非一帆風順的改革，尤其是近幾年深層次改革攻堅，我們為什么能避免了許多同樣試圖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尋求崛起的發展中國家似乎都遭遇過的動蕩，而且還始終保持了長期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國民經濟至今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中國成功的秘訣究竟是什么？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副主任侯少文教授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指出，始終從整體上把握和協調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系，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治黨治國、加快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最重要的執政經驗和領導經驗。

　　堅持快速、持續而有質量的發展

　　侯少文教授說，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最早是江澤民總書記在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中提出來的。到今天，可以說關于“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改革是發展的動力”、“穩定是發展和改革的前提”這樣一些觀念，已經是人盡皆知的“大道理”。

　　然而，怎樣把“大道理”付諸實踐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侯少文認為，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統觀全局，精心運籌，帶領全國人民在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中做到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積累了寶貴經驗。

　　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中，發展始終是第一位的。無論是改革，還是社會穩定，首先都離不開快速的、持續性的經濟發展。改革需要“發展”創造寬松的環境，穩定更需要“發展”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工資增長被通貨膨脹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長期過緊日子”。而我國，改革開放特別是近十多年來，則始終是把“發展”堅定不移放在第一位，人民受惠、人心思定。

　　侯少文接著說，以怎樣的速度發展才切合中國實際？在這一點上，可以稱得上“中國經驗”的是，既堅持比較快的發展速度，又不搞盲目的急躁冒進。

　　人所共知，在此前，我國人民可謂吃夠了盲目發展、急躁冒進之苦。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大躍進”自不必說，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黨內的“折騰”、“路線斗爭”，起因基本都是“發展速度”上的意見分歧。

　　令人欣慰的是，2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經濟得以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首先是建立在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基礎上的，與違背經濟規律的所謂“大躍進”完全不同。侯少文教授認為，最近十多年來，我們國家所持續保持的7%左右的發展速度，實踐證明基本上是符合中國經濟的發展規律的，也符合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大勢，它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

　　多年持續快速的經濟發展，是有效益的、有質量的。正因為如此，我國的生產力水平邁上了一個大臺階，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總體上已達到小康水平，正在開始真正地富裕起來。僅以國人擁有電話的數量為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90年，我國固定電話用戶只有538萬戶，到2000年，就已經發展到了14485萬戶，增長近27倍；而同一時期的移動電話則更是從1.8萬戶，迅速增長到8453.3萬戶。

　　“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好時期”這一觀點，已經為所有尊重事實的國內外人士所認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童盛教授說，近二十多年，可以說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集改革、開放和穩定于同時。上個世紀80年代實現了經濟發展的第一步戰略目標，解決了人們的溫飽問題，2000年，又實現了經濟發展的第二步戰略目標，使人們的生活基本達到小康。這是一個經濟增長的奇跡。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迪亞·森教授在不久前北京舉行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表述自己的有關學術觀點時認為，收入只是達致美好生活的手段之一，我們有理由直接考察人們生活的質量以及他們可以選擇他們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以這種觀點觀察中國，他發現，中國是一個盡管收入很低，但在許多基本能力方面取得顯著成就的例子之一。他舉例說，比如在教育、識字率、基本醫療和預期壽命等方面，中國都已經達到了比她的收入高得多的國家的水平。

　　一些專家認為，這種有速度、有效益、有質量的持續而平穩的經濟發展，增強了國力，讓人民得到了實惠，也有利于化解改革的阻力，從根本上保證了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大氣候不斷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我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各方面始終都比較穩定的好局面。

　　“當然，也不排除局部存在一些問題�！焙钌傥慕淌谡f，那些有問題的地方，恰恰是經濟發展上相對滯后所致。比如近些年農村經濟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相對較慢，因此，農村出現問題也就相對較多一些。他說，這更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最根本的是必須加快發展，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過程中的問題。

　　侯少文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我們黨和政府對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實踐中對經濟發展的把握也比原來更主動，駕馭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能力進一步提高。比如，前幾年一度出現經濟過熱現象，在治理經濟過熱時，并沒有出現明顯的經濟過冷，就充分表明把握經濟發展的速度、節奏是適度的。

　　推進漸進式改革不搞急風暴雨

　　眾所周知，上個世紀80年代前后，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進行了改革探索。與一些國家采取劇烈的、暴發式的“休克療法”相比，我們國家的整個改革進程可以說是相當“溫和”的：從農村開始，逐步擴展到城市；從經濟領域開始，逐步擴展到社會各個領域；從局部的單項改革，逐步發展到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全面改革。

　　現在回過頭看，侯少文教授認為，我國推進漸進式改革，把改革當作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來對待，充分認識到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艱難性，同時在實際操作中，從最初的設計開始便始終貫徹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推進的原則，使改革真正成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這不僅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且是一種有利于保持社會穩定、同時也是保持改革自身有一個寬松環境的正確選擇。

　　所謂漸進式改革，就是以經濟發展作基礎的改革。以改革促進經濟發展，又以經濟發展的水平和要求為依據，逐步地將改革從一個階段向一個階段有序推進。侯少文說，對這種“漸進式”的選擇，不是人為的偏好——不是因為我們對和風細雨的喜歡甚于急風暴雨；而是自覺的，即是建立在對改革發展的要求和改革規律的認識基礎上的。

　　有關專家也指出，經濟發展必須以充分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合理、高效配置資源為前提，因而改革是發展的制度條件。為了深化改革有時要影響一點眼前發展的速度，也需要冒點風險，但改革的進程必須兼顧當前的發展，循序漸進；也不能長期在低速狀態下改革，要有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改革說到底是一種利益關系的調整。侯少文教授舉例說，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原來都是公有制、國有資本，現在有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國際資本，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實際就是經濟領域里的一種利益格局調整；而分配制度的改革，改變過去那種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分配方式，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生產要素也可以參加分配；另外，政府機構改革、人事制度改革、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及用工制度改革等等，無一不涉及人們利益關系的調整。

　　在改革中獲得較多利益的人，肯定歡迎改革，而且希望力度越大越好；而在改革中因多種原因獲得較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利益受到損失的群體，如國有企業改革中的下崗職工，勢必心理不平衡，并由不平衡產生對改革的抵觸情緒。

　　而且，改革的對象是存在弊端的計劃經濟體制，這是有著四五十年歷史龐大體系，特別是我們的領導體制歷史更久遠，它脫胎于戰爭年代。幾十年的利益格局、思想觀念、工作方式等，與各種抵觸情緒交織在一起，無疑構成改革的強大的障礙。

　　面對顯而易見的種種阻力，尤其是體制性障礙，如果用突發式、跳躍式的改革方式，可能有力度，快刀斬亂麻似地一下子扭轉舊體制，但由此引發的震動或激化的社會矛盾，則往往會超出改革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人們所受到的心理沖擊和社會動蕩，不僅可能導致改革的夭折，而且還會敗壞改革的聲譽，由此使人們喪失對改革的信心。

　　不少專家認為，我國改革的最大成功正是在于，近二十年來，走漸進式改革道路，不僅強調效率優先，而且兼顧了公平，在不斷調節解決各方面的矛盾和問題的過程中，使人民不斷地從改革中獲得了利益，而且獲得利益總體上比較公正。這樣就增強了人們對改革的信心，增加了人們對改革的擁護度和支持度。

　　特別是黨的十四大鄭重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改革更是從過去那種帶有一定盲目性的“摸著石頭過河”階段，上升到有設計、有目標、有具體改革方案和操作步驟的更為理性、更為科學的階段。盡管改革的總體目標和階段性目標都很明確，卻同樣沒有急于“一步到位”。不論是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是培育、發展市場體系，也不論是政府機構改革還是失業、醫療、養老等項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都是一步一個腳印地逐步前行，改革的力度逐步加大，改革的層次逐步深入。以政府機構改革為例，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1998年的改革方案顯然并不是“終極目標”，有關中央領導同志在對改革方案進行說明時，就明確指出，“這是個過渡性方案”。之所以要“過渡”，而不能一步到位，是因為市場經濟體制還在建設、完善的過程當中，一些應該由市場來做的事，市場還不健全，只能繼續由政府來做。同時，還有其他一些非市場因素，如政府工作人員的觀念、意識、利益，包括分流人員流到哪里去等等。

　　不僅如此，侯少文還認為，我國漸進式的改革更加理性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開始注意將改革的重大決策與立法相結合起來。有目共睹的是，黨的十四大以后，我國立法的速度大大加快。到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總共制定法律三百多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已經基本建立，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也在逐步完善。黨的“十五大”又提出了依法治國，并且將它寫入了憲法。

　　顯然，只有成熟的、取得共識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政策，才可能通過國家權力機構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而“成熟”和“共識”本身就是以往漸進式改革的結果，通過立法后又納入了法制化軌道，使改革的穩步推進有了法律保障。

　　有關專家評論認為，這首先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進步，它表明我國的改革、發展不僅有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而且走上了法制化軌道；同時，因為有制度和法律來保證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的協調，將比以往那種把改革深化、經濟發展的希望寄托在領導層的看法和注意力上，更“靠得住”更有安全感。

　　給穩定賦予改革發展的新內涵

　　在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中，任何時候穩定都是改革和發展的前提。當然，真正的長期的穩定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和安居樂業的基礎上。正因為如此，社會各個階層不管在具體利益上有怎樣的不同，但不希望國家動亂，盼望社會穩定、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卻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有關專家指出，站在實現黨和國家在新的發展階段奮斗目標這個大局，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強調穩定，鞏固、發展穩定的政治局面和社會環境，更是具有極為重要的關鍵意義。

　　怎樣才能保持穩定？侯少文教授認為，總結我國把握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的經驗，應當建立這樣一種新的穩定觀，即：我們追求的穩定，不是禁錮和僵化條件下的“穩定”，不是愚昧和落后狀態下的“穩定”，而是與改革、發展有機結合起來的，是與富強、民主、文明聯系起來的，是現代化條件下的穩定。

　　侯少文說，如果把穩定看作就是把人們管得規規矩矩，很呆板，那樣的穩定是沒有活力和生機的，它阻礙發展，也不可能保持長久，因而不是真正的穩定。新的穩定觀，給穩定賦予了新的內涵，這就是，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穩定問題，通過發展來解決穩定問題。

　　對此，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魏杰教授深有同感。他說，發展才是硬道理。沒有發展，沒有改革，消極地解決穩定問題，是不能從根本上保證穩定的大局的。

　　既要維護有利于改革順利推進的穩定環境，又要為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而下決心進行一系列觸動人們眼前利益(對一部分人來說甚至是有所犧牲)的改革，把握協調好三者之間的“度”，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和高超的藝術。西方政治學有關理論認為，“現代性”(即已完成現代化過程，經濟社會高度發達)有利于穩定，而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則常常會出現不穩定�？梢妼τ谒�有試圖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發展”和“穩定”常常是“魚與熊掌”難以兼得。我國近十多年來在改革不斷深化和利益關系大幅度調整的背景下，從總體上保持安定團結，基本避免了“現代化”過程中幾乎成為規律的社會動蕩，人心穩定，社會穩定，政局穩定，應該說，與令世人驚詫的經濟建設成就一樣，也是一個奇跡。

　　人心思定是大趨勢，接受采訪的專家們仍提醒人們，應該看到影響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因素是普遍存在的，有些還會長期存在，甚至在一些問題上還會激化。

　　侯少文教授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這是改革涉及到利益關系調整所帶來的“副產品”。他說，應該承認，不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都會觸及一些人的利益。如國企改革，一些企業關、停、并、轉，這對國有經濟重組是有好處的，對因此而下崗的職工，利益卻是受到了損失；再比如，近些年農民所獲得的利益沒有明顯提高；因為就業不充分造成的問題，流動人口帶來的治安問題，還有腐敗問題以及近年來發生的一些群體性突發事件等等。他認為，改革發展過程中人們因受益程度的差異而在心理上造成的不平衡，是影響穩定的社會深層原因。對此，我們應有高度的警覺和深刻的領悟。

　　當前這些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特別是較為突出的下崗以及失業人數增加、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問題，引起了從上到下的高度重視。專家們普遍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是改革、發展過程中在所難免的，沒有理由因此而放緩改革的腳步，更不能停止改革。一位經濟學家說，如果因為有下崗問題而放棄國有企業改革，那必然使未來的就業壓力更大，因而，要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改革才是出路�！�

　　一些專家也提出，保持穩定也包括改革開放本身的穩妥，應當在有效的駕馭和控制之下穩妥推進，避免大的失誤和社會震動；同時，在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的前提下，對實際存在的不穩定因素應該有具體應對措施，以及時運用經濟、行政、法律手段妥善化解矛盾。

　　首先，既要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國家發展的長遠利益出發，又要切實關注群眾的眼前的切身利益，特別要抓緊解決關系人民群眾疾苦的各種實際問題。侯少文教授認為，這方面，從黨中央、國務院層面來說，身體力行，做得很好。但也應該看到，行政效益有層層失真的問題。要使各級政府都能關心群眾切身利益，把一些與群眾利益相關的熱點問題解決好，本身就是一個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侯少文說，“政府不僅需要有得力的措施，還需要對群眾疾苦的敏感性和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的熱情�！�

　　而要做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特別是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切實轉換政府職能，真正從制度上有效地防止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腐敗現象。

　　對于收入差距呈繼續擴大之勢的問題，一些專家指出，這個問題的“惡化”常常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或者說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帶有根源性的問題。應該承認這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已見端倪，人們已經在生活中體驗到了。黨和政府應該有高度的警覺性。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就指出，“在本世紀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現在確實到了應認真研究并突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時候了。

　　有關專家也指出，當前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其中明顯的是政府調節收入差距的能力弱化，社會保障制度滯后。因此，亟須強化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統籌職能，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社會公平。

　　鑒于一些國家的動亂都是從金融危機開始的，一些專家指出，為了確保國家的長期穩定，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還需要把握經濟運行的安全性。專家們認為，我們國家雖然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是存在的。如銀行呆壞賬率那么高，還有一些信托機構買空賣空等等，都是不穩定的“隱患”，必須正視，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防范。(顧衛臨)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