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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龍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對于那些靠文字生活的人而言，語言也是一種江湖。海明威說，他的《戰地春夢》第一章改了五十幾次，他覺得第一次起草的文字必定是狗屎。王爾德說，他花了整個上午去校對他的一首詩，把一個逗號刪掉了，到了下午，他又把逗號放回去了。眾所周知的賈島先生，更是憑借“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的故事，將這一招“推敲”的經典動作，永恒地定格在了大唐的文學時空里。可惜他們都已經死了很久很久！這些認真的作家倘看見今天的人們，心不在焉地聽著、說著、讀著、寫著一些明顯經不起推敲的文字，要不在地底下“咸魚翻身”，也非氣成《狂人日記》里的“某君昆仲”不可。

　　

　　1998年9月24日，國家圖書館門前的馬路兩邊豎起了高高的廣告燈箱，上寫：“做一個自立、堅強的下崗人！”嗚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將這樣一句話堂而皇之制作成廣告燈箱且公之于眾，顯然有了廣而告之、號召鼓勵、宣傳推動的意思，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難道六、七十年代流行上山下鄉，八十年代時髦下海，九十年代則倡行下崗了？除此以外，還有矗立在經濟開發區的“三年大變樣，決戰在今年”，橫陳在建筑工地的“百年大計，質量第一”、“抓安全、促生產”……

　　喊口號、寫語錄、刷標語，這一套做法到底有多少現實的力量，我至今心存猶疑。那筆制作廣告燈箱的錢，如果直接用來幫助一些下崗的朋友，想必一定更受歡迎。

　　

　　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節目中這類曖昧的詞語層出不窮，簡直令人瞠目結舌。這些多在內衣與藥品等廣告中出現，鼓勵人們該挺的地方一定要挺，該硬的地方也一定要硬，要“挺胸抬頭”做人。

　　為了追求廣告的轟動效應，一些企業、廣告經營發布者，競相采用篡改成語的方式，極大地妨礙了語言文字的規范化和標準化，首當其沖的受害者恰恰是正在學習成長的青少年一代。比如，一些感冒藥的廣告詞就慣于將“刻不容緩”改成“咳不容緩”，霸道得簡直沒有道理。

　　前些年，臺灣歌星張惠妹小姐要來北京開演唱會，北京的娛記借勢炒作，在報紙上大肆鼓吹“妹力四射”。哪個沒出息的家伙自作聰明，將“魅力”演繹成“妹力”，以為跟張小姐的名字沾點邊，可以大作吹捧文章了。

　　可是，《現代漢語詞典》解釋“魅力”為：“很能吸引人的力量。”那么，“妹力”是什么意思呢？難道這個妹妹有力量？可張小姐并非女子舉重運動員呀。“妹力”究竟是什么東西，還能“四射”呢？

　　歌詞作者可以隨心所欲寫“穿過你的黑發的我的手”，流行歌手可以擠眉弄眼膩膩歪歪唱“很受傷，很受傷”，但是大眾傳媒不能很糊涂很沒譜，裝腔作勢瞎起哄窮“煽乎”。

　　

　　有些記者混成了老油子，習慣了“跑會”，一天趕好幾個場子，拿到新聞通稿，不聞不問，稍加涂改便發表出來了，連“的”、“地”、“得”都分不清楚。或者限于時間、精力，對一些采訪報道往往采取急就章的方式，連重讀一次、修改一遍的工夫都沒有。這樣出來的文章自然難免漏洞百出、荒唐可笑了。大小會議及相關新聞報道中，凡是工作，無不“加大力度”，凡是活動，無不“掀起高潮”。而更要命的是，一些原本在會議上流行的用語，也因那些“要命的”記者的作為，變成了傳媒“標準用語”：

　　基本——班子基本團結；干部基本稱職；制度基本健全；意見基本統一；態度基本端正；工作基本扎實；檢討基本深刻；調查基本細致；認識基本到位；反映基本屬實；錯誤基本改正；問題基本解決；目標基本實現；任務基本完成；上級基本認可；群眾基本滿意；等等。

　　原則上——這個問題，原則上是同意的；這個建議，原則上是可行的；這個做法，原則上是允許的；這個情況，原則上是支持的；這個要求，原則上是合理的；這個批評，原則上是接受的；等等。

　　主要的和次要的——成績是主要的，問題是次要的；貢獻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優點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贊成是主要的，反對是次要的；表揚是主要的，批評是次要的；經驗是主要的，教訓是次要的；等等。

　　美國時代雜志集團總編輯、已故的赫利·多諾萬(Hedley Donovan)曾經談到傳媒的操守與責任，要求“warmth without sloppiness; sharpness and snap without cruelty; worldliness without vulgarity”，香港作家董橋譯為“溫馨而不傷感；尖銳而不涼薄；入世而不低俗”，以為這是優質媒體的晨鐘暮鼓。

　　

　　在當下這個情欲發達的時代，“二奶”、“二公”蔚然成風，甚囂塵上，猶如成人用品商店、公共廁所一般散布在城市的角角落落，散發著妖艷嫵媚的光芒。這兩個新生的詞語的社會學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較之于“古已有之”的諸如面首、斷袖、分桃、龍陽這些身份曖昧而且意思含蓄的詞語，“二奶”、“二公”不但意思明白而且態度寬容，以江湖幫會排座次的方式公開承認了夫妻關系之外的其他兩性關系，這是對現行中國婚姻制度的一次公然挑釁與封建復辟。

　　與此同時，另外兩個語義樸素、生動飽滿而且十分體面的詞語，在當下也忽然變得陰柔詭譎、不倫不類、不那么體面了：同志——這個過去社會性極強、用于對他人的親切稱呼的詞語，如今異化為對同性戀者的隱喻；小姐——這個原先用于對有地位的未婚女性的尊稱的詞語，如今明確指代妓女這類性工作者！

　　還有，農民——這個《現代漢語詞典》定義為“長時期參加農業生產的勞動者”的光榮的詞語，長時期被一些自以為是、自我優越感極度膨脹的家伙惡意挪用，形容受教育有限、地位地下的人。而小資——這個新生的、一度被那些追求時尚、思想前衛的年輕人引以為榮的詞語，后來卻莫名其妙變了味，變成了見面時彼此之間的一種調侃：“你小資！”“你丫才小資！”“你全家都小資！”

　　一個人對待語言的態度，取決于他的生活品質與審美情趣；一個社會對待語言的態度，則彰顯了我們今天的生活品質與審美情趣。

　　

　　時尚與詞典是一對矛盾的組合：時尚是流動變化的，時髦的詞匯不斷地產生，不斷地發生轉義和衍義；而詞典是穩定的，其收入詞條的標準之一就是穩定。所以，在時尚與辭典之間，注定了將是一場永不停歇的“對抗性”游戲，注定了將出現人們抱著嚴肅的《辭典》大呼“哇塞！酷斃了！帥呆了！”的“雙面”場景。

　　這種“雙面性”屬于E時代典型意義上的“鳥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心安理得地扮演著卑微麻木的角色，忠誠信奉于三緘其口沉默是金，而內心深處卻時刻洋溢著對話語表達的急切渴望。在這個飛速發展的網絡化、數字化時代，閃爍發光的電腦屏幕與神通廣大的網絡搜索重新敞開了一個無限虛幻的美麗新世界，并且只有身在“此”處，他們才重新找回了自由和欲望，蓄謀已久的犬儒主義哲學才會像煙花一般熱烈綻放出來。

　　于是，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網絡暗語、網絡寫作出現了！正如公共廁所里的涂鴉一樣，“鳥人”們差不多都以匿名和假面存在，網上幾乎都是陌生人。作為一種借助技術存在的后現代多元文化的景觀，很難不說這是一種無實體的雜說與交流：沒有地域、等級，沒有種族、性別，沒有口音、筆跡，言說者就仿佛一群水母在神秘之海自由飄蕩聚散。

　　一本《網絡時尚詞典》記錄了這樣一些網絡暗語、游戲符號和臉譜語言：斑竹(版主)、GG/MM(哥哥/妹妹)、大蝦(大俠)、東東(東西)、伊妹兒(E-mail)、黑客(Hacker)，等等，它們一部分來自于網絡空間里被篡改、被簡化的中國傳統詞語，一部分則屬于舶來品；又如帶寬、ISP這些非常古怪的科技術語，一旦被人天天掛在嘴邊，叫得多了，最后竟成了俗語。又比如，20160(愛你一萬年)、515206(我已不愛你了)、865(別惹我)、:-T(一張誠實的臉)、:-](下巴都被嚇掉了)、:-};-}(暗送秋波)、(:[ (一條菜青蟲)……這些數字和符號的奇怪組合，已經成為網絡時代表達感情的有力方式，并且最大限度地體現了網絡時代、數字時代的時尚特征。

　　

　　WTO、APEC、OPEC、GDP、CBD、DND、PPA、GSM、CDMA、MCSE、ACCD、UFO、CCTV、CT、IP、IC、CI……這一連串的英文簡稱在我們的報紙雜志、廣播電視中隨處可見，可是一般人除了認識“世貿組織”、“中央電視臺”等有限的幾個簡稱外，其他估計就得猜謎語了。傳媒中大量出現從IT到XP，從B2C到B2B，從CEO到CIO到CFO到C什么O，等等，都是記者們在自以為是地嚷嚷，可是，當你問他們真正的含義是什么時，恐怕許多人要用英語來蒙你了——“You ask me，me ask who？”

　　我們的確“入世”了，的確“申奧”成功了，在經濟、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也的確需要在很多場合遵循國際慣例使用國際通用語言文字，可是別忘了，我們的報紙雜志、廣播電視是辦給誰看、誰聽的？是辦給中文讀者、中文受眾的！

　　中國臺灣作家龍應臺女士會多國語言，正經八百外語系科班出身，但無論在演講還是閑聊中，從不夾洋文。她說，漢語極為豐富，完全可以表達想要表達的意思。在這一點上，近現代中國出過國留過洋且又充當了白話文先鋒干將的那批中國文人，似乎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

　　

　　有一陣子，教育工作者急了：怎么現在的中學生寫作文都愛來一筆“曾經有一段……如果加一個期限，就是一萬年”？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大化西游》中的經典對白，被成千上萬想像力枯竭的青少年改編成了不同的版本津津樂道，這是事實。可是，教育工作者自身也應該反省，生在紅旗下，長在蜜罐里，接觸新鮮事物的通道越來越多的“新新人類”，怎么能繼續用“三段論”的老套方式去教育呢？難道還要讓他們繼續我們當年的作文風格，不厭其煩地“記一件小事”，“記一次勞動”，毫無生活體驗、無病呻吟地去寫什么“日月如梭，光陰似箭”？

　　

　　誠如宋祖英女士歌唱的那樣：“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個兄弟姐妹是一家。”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多文種的國家，56個民族73種語言，30個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種現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種。早在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就將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定名為“普通話”，但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國開始流行學廣東話，九十年代改說上海話。前一陣子電視直播全國關注的重慶綦江彩虹橋倒塌案庭審時，我們竟然還看到當地的辯護律師自始至終大操方言侃侃而談。

　　2002年1月4日《法制日報》的一則報道更是讓人哭笑不得：“2001年8月，上海某文化傳播公司和浙江一家企業的一場訴訟在浙江某法院開庭。在長達三小時的庭審中，法官和浙江那家企業的代理律師一直用方言詢問、對話。來自上海的一方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感覺到非常憤怒，認為法官惡意使用方言，有失公平，要求他們說普通話。但無論他們如何提醒，法官和對方代理律師都以自己不會說普通話為由，依然我行我素。”

　　其時，這場庭審距2001年1月1日實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已逾半年。對于特殊行業從業人員的通用語言水平，語言文字法做出的規定是強制性的，法官判案時不說普通話，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老百姓，這是一個語焉不詳的詞語。《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口)人民；居民(區別于軍人和政府工作人員)。”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看見、聽見有人自稱“咱老百姓”，一臉豪邁，勁兒勁兒的，幾乎忍不住要唱起來：“咱老百姓，今兒個真呀么真高興！”高興什么呢？是高興自己屬于人民呢，還是高興自己屬于居民？其實，說人民，概念太寬泛，誰代表誰呀，大家都是一伙兒的；說居民呢，也不合適，軍人和政府工作人員難道就不屬于人民了？如果某位軍人或某位政府工作人員站在那里說“你們老百姓如何如何”，這話聽著居高臨下挺別扭；如果自己站在那里以“老百姓”自居，言必稱“咱老百姓怎樣怎樣”，聽起來也沒意思；所以，不如從此取消“老百姓”這個詞語，大家都改叫“市民”或“公民”。

　　而“有關部門”同樣是個語焉不詳、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詞語。有關什么？跟誰有關？為什么不像魚缸里的金魚呢？如果有一天，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的新聞報道中不再出現“有關部門”，而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勢必又前進了一大步，當浮一大白。

　　文章來源：《華聲視點》

　　原標題：看不懂的漢語江湖

　　作者：張末